胡舒立现任财新传媒总编辑，《新世纪》周刊总编辑，《中国改革》杂志执行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被美国《商业周刊》选为当年的五十名“亚洲之星”之一。2003年，被《世界新闻评论》授予“年度国际编辑”的称号。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分别将她列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和“亚洲最值得关注的十位女性”之一。2007年，获得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颁发的年度刘易斯·李仰士奖。2009年11月，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世界年度100名思想者之一。

    《舒立对话》是一部有关过去10年（主要为2008～2010年）国内外重大热点事件和话题的采访合集。胡舒立女士现任财新传媒集团总发行人兼总编辑、《新世纪》周刊总编辑和《中国改革》杂志执行总编辑，她不仅是中国财经传媒领域的超重量级人物，在国际上同样享有盛誉，被美国的《纽约时报》评为中国最强有力的财经媒体主编。
    《舒立对话》中的采访对象既有各国政府要员，也有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中国香港等，?些国家和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力量和最活跃的经济体。这种权威媒体与各领域的权威人士的高端对话，对读者而言，是难得的思想盛宴，是了解世界发展趋势、培养大局观和掌控个人财富的高端智囊书。

　　在这中国经济乍暖还寒的时节，阅读这部《舒立对话》，对于正在思考中国未来的读者将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这部访谈集收集了胡舒立和她的团队1998～2010年，特别是2008-2010年期间对许多位“携带重要思想的”高层人士的访谈记录。采访人在这些访谈中表现出作为媒体人勇于提出挑战性问题和善于捕捉重要信息的高度职业素养，与受访人纵论家事、国事、天下事。虽然这些受访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对问题的答案各各不同，但他们与采访人之间的对话所提供的大量信息，无疑会对读者独立做出自己的判断大有裨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

　　通过阅读《舒立对话》，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舒立对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向往，以及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怀和专业财经媒体人的职业精神。她的采访有亲和力，但也很尖锐，且时具杀伤力，当然这也是她的魅力所在。从这些对话中我们可以读出舒立的追求，丰富的财经专业知识，以及在经济问题上卓越的洞察力。
　　——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称舒立为中国记者第一人，我以为百分之七十的理由基于她的人物专访。她总能在每个重大的经济事件或者政策变动的时刻，采访到最权威的知情者或者解释者。
　　翻开这本《舒立对话》，舒立强大的气场扑面而来。提问的敏锐、锋利、刨根问底；文字的理性、清新、力透纸背。
　　无论何时读到这些对话都不过时。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让易碎的新闻，在舒立的笔下，获得了历史性的生命。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徐泓

　　中国的今天与日本的昨天
　　被访人：日本庆应大学经济学教授、小泉政府内阁要员 竹中平藏 地点：日本东京 发表时间：2010-5-1 《中国改革》
　　日本政府就在“扶助型”政策而非“根治型”政策上花了很多钱。中国政府可以吸取日本的这个教训。
　　算起来，竹中平藏该有59岁了。犹记初访这位前日本内阁要员，还是四年多前的小泉政府时期，那是他最炙手可热的日子。此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改革也经历了巨大的反复。今年3月26日，当我有机会再度与他对话时，一时间可谈的主题有很多。为求与中国更具相关性，我选择了“谈中国的今天与日本的昨天”，希望通过比较来理解日本教训、使中国有所镜鉴。
　　可以说，在2001年4月之前，我对日本经济学界相当孤陋寡闻，以前也从未听说过竹中平藏。当年4月，他以学者身份进入小泉内阁政府，出任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成了热门新闻，我才对此人有所了解。遂知道，这位竹中出身学界，原为无党派人士，1973年从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日本开发银行和大藏省从事研究，1989年受聘为哈佛大学客座副教授，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一直任庆应大学经济学教授。
　　竹中当年出任经济财政相不久，又兼任了金融大臣，此后再任日本内阁最重要的总务大臣兼邮政改革大臣。在小泉富于争议的任期内，日本内阁曾三次改组，但竹中一直留任内阁，并获得了日本“银行沙皇”“日本改革首席运营官”（COO）的称号。从2001年起，我一直关注着日本经济改革，一直希望有机会采访这位改革代表人物。终于，在2005年底，在日本改革相对顺风顺水的时候，我觅得机会，专赴东京采访竹中。
　　采访的日子定在一个周末，这位日本总务大臣选择他在东京都港区赤坂的私人办公室见面。赤坂是东京最昂贵的地段之一，不过他的办公室不大，陈设简朴，只摆放了一张长条桌。采访的时间安排得很紧，按照日本内阁的要求，以日文采访带翻译的总时间是一小时，而英文不带翻译则是半小时。我选择了前者。但采访开始后，很快因等不及翻译而改为直接用英语交谈。但他还是给了我一小时的时间。这次采访，连同此前数月对日本改革的一系列采访，后来发表在《财经》杂志（2006年第二期），题目是“解读日本改革”。
　　倏忽又是五年。五年中，日本政坛风云雷电，改革曲折蜿蜒。竹中于2006年随小泉辞职而离任，重新回到他任教十余年的庆应大学。这些年里，我在北京、在国外，不时有机会与他谋面。接触多了，我越来越把他当成学者，会面时除了寒暄也每常求教。
　　2010年春节后，我接到《日本金融》杂志函约，希望安排竹中来华与我做一番“对话”，发表在该刊，也愿意同步发表在《中国改革》杂志。我敬重竹中，欣然同意。3月26日下午，他与《日本金融》杂志编辑、记者专程来到财新传媒。我们在财新传媒视频演播室的一张圆桌前交谈，先选择了用日文加翻译开始，我还是不习惯，很快换成英文，顺畅地谈了一个多小时。
　　本文交稿前，恰逢中央汇金公司人事变动—60岁的谢平离开汇金总裁一职。我不禁由竹中联想到谢平，觉得二人虽然职位、地位不同，却都是经济学家，同时又都是坚定的改革践行者，二人的命运亦有某种相似之处。谢平曾自谓，“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浓墨重彩地留下重要的位置”，话语豪迈却也透出几许悲壮；而竹中也曾告诉我，“我觉得作为专家和经济学家，能为国家的政策制定做出贡献是很幸福的事情，我希望继续做这样的贡献”，多年后忆起仍令人唏嘘。
　　按日本人的说法，竹中平藏是“日本改革的马前卒”。由学者而成“马前卒”、再做学者，我想他的见解对在改革中求索的中国人是会有所启迪的。
　　泡沫异同
　　记者：很高兴有机会就当前中国经济和上世纪9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做一次对比分析。不少推测认为，中国将会陷入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的局面。中日两国的经济状况确实有很大不同，但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今天机会难得，希望听听你这位专家的意见。
　　竹中平藏：首先谢谢你提供这个机会。我的看法很简单——不要效仿日本。
　　记者：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是不是与日本走过的路很相似？我们现在面临着房地产泡沫，所以有人担心，中国的现状与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日本完全一样。
　　竹中平藏：如果中国政府，尤其是央行，采取激进措施，情形可能会非常相似。中国现在面临泡沫经济的风险，政府必须逐步控制住形势，任何激进措施都是很危险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我认为这完全取决于政府管理，尤其是货币当局的措施。宏观货币政策在这时尤为重要。
　　只要中国能避免以下两种情况，就不会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首先，雷曼兄弟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立即扩大消费以刺激需求。这一措施在当时确实有效，但时间不宜过长，否则最终会引发信贷危机。日本就曾在上世纪90年代付出过这种代价；其次，当时日本在非常短的时期内采取了激进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泡沫破裂，经济迅速下滑。中国当前的关键问题也是如何处理好可能的坏账。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应尽早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如何预防快速紧缩的风险呢？货币政策又将如何与之配套呢？
　　竹中平藏：快速缩减财政支出当然是很危险的。但事实上，政府很容易继续采用巨额财政支出政策，不过这只会恶化财政收支状况。所以我觉得中国需要的不是快速、仓促行事，而是稳健地改变财政收支状况。这对于实施财政政策非常重要。
　　就货币政策来说，如果政府继续实施货币扩张，就会使泡沫经济发展到沸点。届时央行将不得不同时面对迅速紧缩和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局面，而这一定会令经济受损。所以这与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也必须稳健而非仓促地改善，以避免经济体系受到较大冲击。
　　记者：说起中日异同，中国学界也有说法称，与当年日本相比，中国的人口依然很年轻，因此中国激进式城市化的需求依然存在，房地产泡沫一时半会儿破不了。你怎么看？
　　竹中平藏：在这点上，中日两国有很多不同之处。最大的区别就是潜在增长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依然很高，这点非常关键，因为这表明经济势头还很强劲。但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已经受损，潜在增长率只有3%左右。从这点而言，中国很幸运，它依然处在青年期、处在增长阶段。
　　另一个区别是，在中国，中央政府牢牢掌控着宏观经济，中国领导人显示了宏观经济管理的良好驾驭能力。而日本在那个时期政治领导力不足。
　　谈到相似点，我担心一个问题：站在政治立场上来看，削减政府支出是很困难的。公众期待政府提供持续性的支持。因此把“扶助型”政策和“根治型”政策区分开是很重要的。“扶助型”政策指不断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补助，而“根治型”政策则有所不同，例如：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来稳固增长潜力。日本政府就在“扶助型”政策而非“根治型”政策上花了很多钱。中国政府可以吸取日本的这个教训。
　　记者：这个教训就是政府应当把“扶助型”和“根治型”政策区分开？请进一步阐释一下。
　　竹中平藏：日本政府斥巨资为失业者发放补助金，这就是“扶助型”政策。“根治型”政策是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如果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就会相应增加。所以说，“根治型”政策和“扶助型”政策的区别是非常大的。从政治的角度看，政府当然有必要帮助民众，但促进经济增长也同样重要。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促进经济增长，于中国而言，就是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能力。
　　谈到这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很大，并且还会持续下去。今年中国的GDP将会超过日本。未来十年，中国的GDP可能达到日本的2倍。这是个惊人的预测，但实现的可能性非常大。不过同时，我也注意到其中的风险。你刚才也提到房地产泡沫问题。如果泡沫继续扩大，政府将不得不采取更激进的紧缩政策。这将对经济造成损伤，还会暴露银行的坏账问题。中国的专家们对此有何看法？目前，劳动力优势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这种状况能持续吗？我们看到工资有提升的迹象。这已经加大了通胀的风险。所以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又是个重大风险吧？
　　记者：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目前人们的焦点集中在以下两点：首先，对泡沫是否会破裂非常关心。目睹了美国和日本走过的路，中国的各级决策者和经济学家非常担心泡沫破裂。这将是个灾难，他们知道中国承受不起这样的灾难；其次，他们还十分清楚应当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手段来有效控制形势。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对泡沫非常敏感，参照以往的宏观调控成绩，我认为政府能很好地调控宏观经济。挑战很多，他们也意识到了；政府希望实现“软着陆”，不过这确实很难。
　　现在不乏对局势的关注和担忧，甚至有些忧心过度了，不过这也是好事。政府对于退出积极政策是非常谨慎的，也正努力实现合理调控。
　　在这点上，我们一贯直言风险：我们可能会身处险境，我们可能会面临上世纪90年代日本所遭遇的情况。但人人都知道两国形势不尽相同，我想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二者的相似点，如此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竹中平藏：虽然中央政府和民众都意识到了这一情况，也意识到了风险，但问题是，即使他们清楚形势，中央政府真能控制局面吗？我的理解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决定权已经多元化，不仅央行有重要影响，地方银行的影响也同样很大。据我所知，这就是中国制定政策的要害——决策是集中式的还是多元化的？
　　记者：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偏于集中式。中央政府出台了很多措施，例如2010年初央行应对危机的举措，包括适当提高三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的利率，以及加强对大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的要求。央行最近决定对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实施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要求，现在又出台措施限制贷款。除数量型工具以外，也采用了价格工具、“窗口指导”，以及各种行政手段。具体措施的利弊都可以讨论。不过地方经济对于市场化机制的需求还是很大的。所以宏观经济调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不过我认为这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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