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老师做后盾是十分重要的。谁是孙冶方的“四大弟子”，谁又是“八大金刚”呢？抑或都是传说呢？比如，经济计量学在中国基本上是舶来品，三十年前被介绍到中国，得益于克莱茵、刘遵义、萧政、邹至庄等贵人的指引。正是这些老师当年在颐和园做讲习班，传经布道，才修得中国经济计量学的正果。如今，学者之间初次交流，总离不开问：“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您是谁的学生？”要聊聊师生渊源。大树底下好乘凉，有一个名师的确是晚辈的无限幸福。如果名师要培养自己的弟子作为接班人，那么，此类弟子会很快出人头地。
所以，看看现在走红的学者，您不妨看看背后的恩师为谁。师恩浩大，但也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师生反目。此类恩仇事件并不缺乏题材：有的是学生过河拆桥、数典忘祖；有的是老师不接受被超越、被边缘化的现实，苟延残喘、孤立甚至封杀弟子；有的是观点冲突甚至是立场不同，导致截然对立，老死不相往来。需要警惕的是，一个机构内部由于长年近亲繁殖所结出的恶果。这种畸形的发展现象在许多大学中存在，不是本校毕业的学生，难以融入该校的圈子，不利于广纳贤才，无法开展百家争鸣，一定是“祖师爷”一锤定音，严重扼杀了学术创新的可能，窒息了学术研究的新动力。我在厦门大学经济系曾经读书，眼看着它的封闭式培养、自产自销式繁衍，结果与其他开放式办学的大学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拉开了距离，最近一些年此势头才得以扭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打破门第之见，广纳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目前也开始着手类似的改革，自己培养的毕业生原则上不得留所工作，鼓励交叉培养，防止近亲繁殖。
老板当然重要了！本来“老板”是企业界的用语，现在逐渐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老板可以指自己的老师，也可以指课题主持人，负责分派课题任务的人。如今是课题为王的时代，谁有课题谁就有资金来源，准就可以组织人力进行有效的研究。做学者的大凡都是从学徒做起，慢慢积累经验，积攒人脉，而后做起老板的。好老板的评判标准至少包括：其一，老板要有足够的学术名气；其二，能够申请到足够量的课题，课题的层次要有高度；其三，老板要厚道，直白地讲，就是老板要按照课题任务轻重来分配课题费。因为在课题主持人负责制下，课题组成员只有参与课题研究的份，对于分配多少基本上取决于课题主持人的分配意志。可以说，这是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大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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