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这种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中国利用20多年走过了西方200多年的历史。市场经济已经是不归路，即使有人怀念计划经济，也回不去了。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秩序已经基本成形。但另外一方面，渐进式改革矛盾累积的性质已经将这个社会的基本权力分配结构问题推到了不可回避的地步。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迫切需要协调，经济改革也反过来逼迫政治改革。此时，一方面需要在全社会建立更加完善的法治框架，另一方面更需要全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智慧。所以，在经历了20多年经济大发展与体制大变迁之后，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大概到了他们逐渐淡出的时候，法学与社会学工具更适应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需要。
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的确也出现了某种衰退的迹象。一个迹象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经济学的威信与影响日渐走低。这是一个现实，老百姓甚至部分媒体记者不再无条件地因为你是个大经济学家就相信你说的话，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判断。我这里特别提出“媒体记者”是有原因的。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学家成为“社会明星”也有他们的功劳。马拉伯曾说：“因为像弗里德曼、加尔布雷斯这样的倡导者会在提出他们的信仰时绝对毫不犹豫，所有的思想都以一种极端而简化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对于习惯于从新闻视角看问题而又对经济学无知的记者最有吸引力。”但现在中国媒体记者素质与水平以及对现实的判断能力已经提高了很多。另外一个迹象是，即使是经济学家群体，当他们仍然在就公共领域中社会经济现象发言时，也越来越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感觉这些问题越来越远离纯粹的经济或经济学，而与一些更基本的问题比如民主、法治这样的话题更近，与社会权力结构相关性更强。而这些话题，可能社会学家与法学家更专业更内行。
当然，中国经济学家仍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的发展与改革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从另外的意义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在“诸神归位”之后，对经济学与经济学家本身未必不好。一定程度上，当中国经济学家发现他们参与现实社会建设机会减少并且能力下降后，可能他们将不再特别热衷于思想，也不再特别热衷于“布道”与“预言”，转而更热衷于技术与学术，更能坐得住“冷板凳”。说不定，这个时候，所谓“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以及与国际现代经济学实现高水平接轨才真正有望，中国经济学家以及原创性理论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才真正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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