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要在古圣先贤的教训中求行为的标准。这些标准不如忠恕之道所说的切实合适。因为古圣先贤的教训，不是说及一类的事，即是说及某一件事，如他们的教训是说及某一类事者，则其所说，必是较宽泛的。一个人当前所遇见的事，虽亦可属于某一类，但它总有它的特殊方面，为某一类所不能概括者。关于某一类的事的教训，如适用于某一类中的某一事，则常使人感觉宽泛，不得要领。例如事亲是一类事。事亲须孝，这是尽人皆知的。但对于事亲一类中的每一事，如只以须尽孝为其标准，则行此事者仍觉得无所捉摸。他虽知尽孝是事亲一类的事的标准，但对于这一类事中的每一事，仍不一定能知若何行方合乎此标准。这种宽泛的标准，从实际行为的观点看，是没有大用处的，是不切实的。
如古圣先贤的教训是说及某一件事者，则其所说，必较切实，不宽泛。不过一个人如欲应用此教训于当前的一件事，此当前的一件事必须与原来所说的一件事是一类者。虽是一类，然亦必有许多不同。于此一个人又常觉得古圣先贤关于某一件事的教训，因说得太切实了，如适用之于当前的一件事，又不合适。
但如果一个人于事亲的时候，对于每一事，他只需想他所希望于他的儿子者是如何，则当下即可得一行为的标准，而此标准对于此行为是切实的而又合适的。一个人于待朋友的时候，对于每一事他只需想，他所希望于朋友者是若何，则当下即可得一行为的标准，而此标准对于此行为，亦是切实的而又合适的。
又有人以为人有良知，遇事自然知其应如何办。一个人的良知，自然能告他以任何行为的标准。此说亦以为，一个人如欲知任何行为的标准，不必外求。此说虽与忠恕之道之说同样简单，但不如其平易。因为良知说须有一种形上学为根据，而忠恕之道之说，则无须有此种根据也。
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欲或不欲，正是一般人日常所有的欲或不欲，并无特别神秘之处。所以忠恕之道，又是极其平易的。
以上是把忠恕之道作为一种实行道德的方法说。以下我们再把忠恕之道作为一种普通“待人接物”的方法说。
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应该如何办。
此所谓应该，并不是从道德方面说，而是从所谓人情方面说。普通常说人情世故，似乎人情与世故，意义是一样的。实则这两个中间，很有不同。《曲礼》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一个人来看我，在普通的情形中，我必须回看他。一个人送礼物与我，在普通的情形中，我必回礼与他。这是人情。“匿怨而友其人”，一个人与我有怨，但我因特别的原因，虽心中怨他，而仍在表面上与他为友。这是世故。我们说一个人“世故很深”，即是说此人是个虚伪的人。所以“世故很深”，是对于一个人的很坏的批评。我们说一个人“不通人情”，即是说此人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一无所知。所以“不通人情”，亦是对于一个人的很坏的批评。“不通人情”的人，我们亦常说他是 “不通世故”。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不通世故”可以说是一个人的一种长处，而“不通人情”则是人的一种很大的短处。
“来而不往，非礼也。”若专把来往当成一种礼看，则可令人感觉这是虚伪的空洞的仪式。但如我去看一个人，而此人不来看我，或我与他送礼，而他不与我送礼，或我请他吃饭，而他不请我吃饭，此人又不是我的师长，我的上司，在普通的情形中，我心中必感觉一种不快。因此我们可知，如我们以此待人，人必亦感觉不快。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我们不必“读礼”而自然可知，“来而不往”，是不对的。
一个人对于别人做了某种事，而不知此事是否合乎人情，他只须问，如果别人对于他做了这种事，他心中感觉如何。如果他以为他心中将感觉快乐，则此种事即是合乎人情的；如果他以为他心中将感觉不快，则此种事即是不合平人情的。
在某种情形下，一个人如不知对于别人做何种事方始合乎人情，他只须问他自己，在此种情形下，别人对于他做何种事，他心中方觉快乐。他以为可以使他心中感觉快乐者，即是合乎人情的；他以为可以使他心中感觉不快者，即是不合乎人情的。
在表面上，礼似乎是些武断的、虚伪的仪式。但若究其究竟，则它是根据于人情的。有些深通人情的人，根据于人情，定出些行为的规矩，使人照着这些规矩去行，免得遇事思索。这是礼之本义。就礼之本义说，礼是社会生活所必须有的。所以无论哪一个社会，或哪一种社会，都须有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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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训》的总目的还是个人的成功。”
——冯友兰
“《新世训》这本书一名《生活方法新论》。这是二十年来同类的书里最有创见最有系统的一部著作。同时又是一部有益于实践的书。书中所讨论的生活方法似乎都是著者多年体验得来的，所以亲切易行。
本书中所指示的生活方法多是从日常行事中下手，一点不含糊，当下便可实践，随时随地都可实践。”
——朱自清
“《新世训》的各章都先在《中学生》杂志发过，指导青年人生和修养成为它的基调，虽然它在体系上也可以说是《新理学》哲学的一种应用，是对把传统理学的道德教训应用于现代生活的一种新论。”
——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