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黄宗羲在复社的始末，他并非复社的首要者。复社几次大会，崇祯元年的成钧大会，二年的尹山大会，他尚未人社。三年的金陵大会，他才初人社，自然影响不大。崇祯五年的虎丘大会，他也没有参与。复社名士在朝廷与阉党余孽温体仁、薛国观之流的斗争，更没有见他的身影。只是到了崇祯九年以后，他才在南都参加桃叶渡大会、《南都防乱公揭》大会和国门广业社秦淮河大会等反对阉党余孽阮大铖的斗争。但就是这几次大会，他也并非是重要人物。’桃叶渡大会主角是冒襄，次为魏学濂、陈则梁，《南都防乱公揭》主角为吴应箕、顾杲、陈贞慧。然而人们尊敬他、同情他、帮助他、鼓励他，与他相濡以沫，是因为他是天启死难于阉党的东林子弟。从“道义”上讲，他的确受到继承东林遗风的复社这块土地的养料而成长。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是他家庭的惨变所激起的仇恨，使他积极投身到这一扬正驱邪的政治改革运动中来。
崇祯末年，阮大铖是入“逆案”的重要分子。但他后来的确想讨好复社，多次哀求，桃叶渡大会后讨好侯方域，遭拒；于是他“日夜自赎”，甚至向复社表态：“苟使大铖得改事诸君，所谓先死而肉骨也。”，向他们“乞好以输平生未有间”。又为所拒。阮大铖得知《南都防乱公揭》将发，他再次“以书来，书且哀”，再为周镳所拒。拒则拒矣，而拒的手段为“醉而且骂且称善”、“抚掌狂笑，达旦不休”，且餍其为“儿媪子”，对其来书，“不启视就使者焚之”。阮大铖人品的确很坏，但这种做法，是将本来可以利用的助力，不仅仅化为阻力，而且推向死敌了。果然，阮大铖只好求助于当时为相的周延儒，推荐马士英任凤阳总督。这就为后来南明弘光之立及马士英与阮大铖联手捕杀复社人士的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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