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经学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是已经走出经学时代的我们很难理解的事情。而《春秋》在经学中更是居于核心的地位，它向来被看成孔子微言大义的寄托。中国文化自古就重视历史经验的记录和总结，生当春秋末世的孔子自觉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但在过去，修史一直是政府的事，孔子以匹夫而修史实属僭越。所以孔子要说：“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不过，孔子的修史却不同于前人，孔子在修史的过程中寄托了很多的深意。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之矣！”这两段话虽说出自孟子的记录，但却是历代儒生所深信不疑的。近代以来，学者纷纷有撰文论证《春秋》非孔子所作。其实，《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并不重要，关键是历代儒生都相信那就是孔子所作。司马迁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在儒生看起来，孔子所修的《春秋》并非记录了已然的历史，而是记录了应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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