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实现教育普遍化。瑞典长期以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国家用于教育的总开支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10左右。公共部门几乎垄断了整个教育系统，私人学校非常稀少。由于这种垄断，学生们获得了比其他国家更平等的教育机会。从九年义务教育到高中，从大众高中到其他高等教育，学费全免。从九年义务教育到高中，课本和其他部分学习用品也免费。大部分学校还提供免费或补贴很多的午餐。离学校远的学生还可以获得免费的交通。教育的普遍化造就了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这个平等社会是提供了“发挥和发展差异或不平等的平等权利，平等的权利承认（个人能力的）不平等”。
四是实行高税收政策。所得税是瑞典的第一大税种，覆盖了所有收入的国民。在税制上，它设计了边际税率递增的机制，国民每增加一个档次的收入额，其税率也相应提高。因此综合起来，个人所得税缴纳呈现出收入越高纳税越多的趋势，最低的为31%，最高的边际税率可达88%。在瑞典，雇主是福利基金缴纳的主体，雇员不缴纳或基本上不缴纳保障基金。雇主缴纳福利基金可分为直接缴纳和间接缴纳两种。所谓直接缴纳是指雇主缴纳的福利基金，直接进入政府设定的相关福利项目的基金账户；所谓间接缴纳是指雇主缴纳的税金.通过政府的社会政策对相关福利项目实现转移支付。雇主的直接缴纳又可分为纳税和缴费两种方式，其中缴纳各种福利基金税是最基本的缴纳方式。
五是重视国民收入的均等化。有资料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瑞典的基尼系数大幅度下降，到70年代中期最低曾下降到0.2以下，80年代中后期有所上升，但也没有超过0.22的水平。瑞典国民的收入水平均等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雇员之间差别小。瑞典社会民主党奉行“团结一致的工资政策”，即同工同酬的工资政策。在同工同酬政策下，雇员无论在什么地区、什么行业、什么企业就业，都可以获得依据全国统一工资标准计算的工资收入，而该统一工资标准所体现出的工资差别被限定在“合理”与“公正”的限度内。二是公务员之间差别小。在瑞典公务员系统中，最高级别官员的收入与一般职员的收入差别被限定在3：1的水平上，通过边际税率递增机制调节后的差别更缩小到2：1的水平上。对有些差异，政府通过工资政策不断加以弥补。政府为留住高级人才，在1984年实行了“市场工资补贴制度”，即为那些政府确实需要，而又被私人部门所聘请的雇员，提供900克朗至3000克朗的月薪补贴。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两面性。瑞典社会民主党改善民生的措施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如福利开支过重、公共部门膨胀、劳动效率下降等，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效地改善了民生，是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和瑞典保持长久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基础。
1981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坦夫时指出：瑞典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这里的“许多经验”应当包括改善民生的成功经验。正是受到以瑞典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启示，在对中国国情有着清醒把握的基础上，在期望快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的驱动下，邓小平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善民生之策，如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强调经济增长对于改善民生的基础性作用；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为途径来积极促进就业；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我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推动教育的普遍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反对两极分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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