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京波，女，1986年7月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武警北京指挥学院语言教研主任、教授，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学工作，发表论文二十余篇。2009年获全军育才银奖。

    毛泽东，历史的伟人，文化的巨擘！
    他自幼饱读“四书五经”。从《尚书》到《诗经》，从《论语》到《孟子》，他都熟读成诵。一生中，毛泽东着实读破了万卷书，他在演讲、讲话和与人交谈时，常常上天下地，海阔天空，纵横古今。对于国学典籍，他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妙语连珠。
    他对中华上下五千年国史了如指掌。一部《资治通鉴》，他读了整整17遍；煌煌《二十四史》，被他翻破了。他的史论常常石破惊天，他的史识往往发人未发。
    他是诗坛盟主。从屈原到李白，从古体到近体，从唐诗到宋词，从豪放到婉约，名家名篇他咏成诵，挥洒自如。
    他是文坛精英。从《昭明文选》到《古文观止》，从贾谊策论到韩愈古文，他反复读诵，揣摩摹仿。兴致所至，他又荐之于他人，“奇文共赏析”。
    他还是撰写中华传统楹联的高手，他是自创一体的书法家，他是“古典小说迷”，他又是“国剧”鉴赏家。
    听毛泽东演讲，和毛泽东交谈，读毛泽东诗词与文章，无不使人受到思想的启迪、情操的陶冶、国学知识的教益。
    这一部《毛泽东与国学》详细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国学根基与渊源……

    第一章   博大精深的国学基础
    第一节  六年孔夫子
    进入21世纪，国学变得日渐时髦起来。从民间稚子的私塾教授，到北大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办的人满为患的国学研修班，一种表象的兴盛将国学这一曾被踏上一万只脚，并让它永世不得翻身的“四旧”从惨境中拯救出来。蓬头稚子们穿起汉服，捧起《三字经》，之乎者也的模样颇有点旧梦重温的感觉。一种中华民族历史上曾延续千年的景象重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前尘往事，唏嘘嗟叹，这就是历史——一个人类书写的，也由人类创造的历史。
    上世纪的“文革”时期，国学曾被当做“封资修”残酷地对待，然而，毛泽东本人却恰恰是从小就受到国学的熏陶，在国学的灌输和陶冶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必然又偶然，偶然又必然的发展脉络恰恰说明了国学的那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的伟大。面对这种力量，一种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千锤百炼般磨砺、淘换出来的力量，最终的现实也只能是，或者说必然是——我们给予其应有的敬仰和尊崇，毕竟，那是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受之无穷的遗产。
    说到毛泽东的国学修养，我们不妨先从他幼年开始接受的国学教育说起。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循着这位先贤伟人的足迹对其有个全面客观的了解，同时，也便于对其具有的深厚博大的国学修养有个心服口服的认可。
    毛泽东是个伟人，这不仅表现在他有超乎常人的头脑、气质和修为，更与他童年时期曾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分不开，恰是因为有了这一丰厚的国学基础，才奠定了毛泽东在此一领域的领袖地位。
    中国是个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国家，中华民族能维系几千年，而延绵不息，无疑是其传统文化教育产生的巨大力量。《礼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可见古人的明智。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教育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而要实现这一宗旨，必须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相对完美的修为。从作为儿童启蒙读物的《弟子规》便不难看出，通篇所言，皆为为人处世的要义。
    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度过的，他的八舅文玉钦读过几年儒家经典，颇有文才，在家里开设蒙馆，教文家子侄们读书。当时，毛泽东只有几岁，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每天，当表哥们去上学后，他就只能独自玩耍。外婆怕心爱的小外孙出什么意外，便让小表兄们带着他到学堂里去玩。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他居然也能把《三字经》《百家姓》等课文背下来。看到毛泽东读书这样有天赋，文玉钦很高兴，充满爱意地称外甥为“小小陪读郎”。
    数十年后，当年常带着毛泽东上学的表兄文南松对从师其家父门下的这段童蒙生活仍记忆犹新。老先生曾对后辈回忆说，那时父亲对毛泽东的期望值很高，望子成龙之心也太切，有时甚至忘了表弟还是个小孩，常常教一些超出幼儿年龄范围的东西。如教毛泽东和他读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千字文》和《六言杂字》，还讲授过被鲁迅先生曾经称之为“夸着读书人光荣”的《神童诗》等。
    文玉钦正如文南松所回忆的那样，文玉钦是一位正统思想观念颇为浓厚的旧文化人，他打破常规培养教育外甥的最初愿望，自然是要把毛泽东引向“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之路。但是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那便是通过这种教育途径，使毛泽东获得了对于一般的农家稚童来说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文化知识启蒙，最大限度地开掘了智力。
    后来，在8岁的时候，毛泽东回到韶山，入读离家不远的南岸私塾。塾师是一位叫邹春培的先生。邹先生与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同辈，所以毛泽东称他“春培阿公”。毛泽东聪明好学，邹先生自然喜爱，并很快就发现这个学生的确有其“特殊”之处，那就是——不好管教。当他第一次背书时，就依旧端坐在自己的课桌上一丝不动。邹先生责问道，为什么不跟大家一样站着背书？毛泽东的回答是：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背。邹先生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闲聊时，将这个情况告诉了他，毛顺生说：他兴许是背不出来吧。邹先生却摇头感叹地说：你的孩子很聪明，他只要读几遍就能记住。一年夏天，邹先生要外出，给学生们布置了背书的作业。待他回来后，却见私塾内空无一人。过了很久，学生们才一个个水淋淋地回来了。邹先生知道这一定是毛泽东带头游泳去了。不过，这次邹先生没有体罚他，而是想了一个“对对子”的办法来处罚他，这无疑比简单的体罚或背书要难得多。
    邹先生出了个“濯足”，而毛泽东则不假思索，就顺口应对“修身”。邹先生见没有难住毛泽东，就出了个比较古怪的词汇：“牛皮菜”，并对他说：“你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再来回答我。”谁知毛泽东略微思考了一会儿，便脱口而出了“马齿苋”一词。邹先生听罢，不住赞叹：“马齿苋对牛皮菜，马和牛相对，对得好！好！”如此，邹春培不得不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才思敏捷的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当毛泽东得知邹春培已经谢世，他十分怀念，曾三次给邹春培的儿子邹普勋写信致以问候。1951年9月，他还邀请邹普勋进京，忆起在南岸私塾读书的情景时，毛泽东深情地说：“邹先生是个好人啊！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
    毛泽东在南岸私塾读了两年多书，邹春培感到自己已教不了毛泽东了，便找到毛顺生诚恳地说：“润之了不得啊，他的才学比我高，我已经教不了啦。”这样，在南岸私塾就学两年后，毛泽东离开南岸私塾，来到离家两里外的关公桥私塾。关公桥私塾的塾师毛咏生是一个更显苍老，更古板的老学究，且是很多学生眼里有名的“恶先生”，他常因毛泽东的别具一格以及他刨根问底的学习方式而懊恼。在那里大约半年后，他就辞退了让他颇感无奈的毛泽东。
    翌年春，毛泽东又就读于桥头湾私塾，师从周少希，也就在此时，毛泽东开始临帖，练习书法，初习欧（阳询）字，后习钱（南园）体，并开始大量阅读《精忠传》《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1906年秋天，毛泽东又转到韶山井湾里私塾读书，塾师是毛泽东的族兄毛宇居。因离家较远，所以寄宿就读。
    从桥头湾到井湾里这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不仅阅读了《尚书》《周易》《礼记》，还阅读了《春秋公羊传》《左传》等经史书籍，其中的《左传》为他后来的军事思想提供了大量的战例和依据。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 这段话说的就是这一年多读私塾的事。
    毛泽东的聪明才智自幼便超凡脱俗，在井湾里，还发生过一次和南岸私塾近似的事情。有一天先生毛宇居有事外出，毛泽东背着书包爬到后山上去一边背书，一边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书包。回到私塾，回来的毛宇居责问他：“谁叫你到处乱跑？”毛泽东却说：“闷在屋里头昏脑胀，死背硬读也是空的。”
    “放肆！”面对着面前这个小大人一样的孩子，面对着他敢于顶撞先生的一种无所畏惧的胆识和那副常有理的模样，身为先生的毛宇居竟有些不知说什么好了。惹了事的毛泽东一看先生充满愠怒的面孔，立刻变得乖巧起来，他忙说：“那你叫我背书好了。”面对这样一个古怪精灵的聪明孩子，毛宇居又气又爱。他知道背书是难不倒毛泽东的，便心生一计，指着院子中的天井，说：“我要你赞井。”毛泽东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便赞出了这样一首诗：“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同学们听了都拍手叫好。据当时的同学刘授洪、郭梓材回忆，毛泽东读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老师出‘破题文章’要大家做，他做得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常帮别人做”。
    1907年夏，毛泽东离开了井湾里私塾，停学在家务农，但是在以后，他与毛宇居的关系一直没断。1919年10月，毛泽东母亲病逝，毛宇居协助料理后事，毛泽东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祭母文》长诗和两副灵联。其祭文一直被毛宇居收藏着，保存了30年，新中国成立后，毛宇居将他交给了政府。该文后刻于毛泽东父母合葬墓右侧的汉白玉上。这是现知毛泽东所写古典诗词中最长的一首诗。
    1921年和1925年，毛泽东两次回乡，均去拜访毛宇居，并将家里的私事托付给他。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湖南各地考察农民运动时再次回到家乡，毛宇居率全家父老在毛震公祠召开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
    1907至1909年夏的两年时间里，尽管辍学回家务农的毛泽东白天做农活，帮父亲记账、算账，但晚上，他仍坚持看书并常读书至深夜。那些“四书五经”类的东西早已读熟，《三国》《水浒》《说唐》之类的书也都快翻破了。韶山冲的读书人并不多，其家中的藏书也并不丰富，这些人家的藏书差不多都让毛泽东借来读光了。他什么书都看，连《毛氏族谱》、和尚的经书都借来看。村子里的书不够他读的，他就跑到相邻的村子，相邻的村子的书读过了，他就跑到外婆家去借。他每次去向舅舅、表兄们借书，来回要走约40里崎岖山路，中间还要翻过一座很高的山。可就是这样，他仍然不辞辛苦，乐此不疲。
    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毛泽东借书有个好习惯，就是有借有还，且非常守时。这也让他自小养成了爱护图书，信守承诺的好习惯。他第一次去向表兄借书时，表兄文咏昌说：“俗话说，老虎借猪，秀才借书。我们表兄弟也要来个君子协定，每次借书有借条，还书有便笺。”毛泽东笑着答应了，并一直恪守诺言，按君子协定执行。10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曾向表兄还书的一张便条：
    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
    毛泽东后来在长沙读书期间，由于有违父亲的意愿被父亲断绝了资助，他因此陷入“经济危机”。他无钱买书，便只得借书。1916年1月28日，他写信给萧子升，谈的就是借书的事：
    子升仁兄大人执事：日来思念殊甚，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自徐先生去，无《甲寅》杂志可阅，特请吾兄以自己名义给暇向徐借《甲寅》第十一期第十二期两本。弟准下星期日下午前来拜晤。即颂教安。不一。
    第二天，他又写信说：
    《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
    随后，毛泽东还与萧子升谈了一通借书、读书之道。萧子升准备送一些书给他，他不愿意接受。他在2月29日的信中说：
    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前言即赠以二三本为限，今思之，即此亦请无赠。
    毛泽东从延安开始建立自己的藏书室，进入北京后已成规模，但借书仍然是他获得读物的重要途径。如1964年9月9日他在一封信中说：
    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
    北京图书馆旧址靠近中南海，毛泽东常请身边的人到那里去借书，这引起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注意。1958年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第一号就办给了毛泽东。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建国至1966年9月，毛泽东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处借阅各类图书2000多种计5000余册。
    少年毛泽东所借阅的书中，有两本书对他产生的影响最为深刻。一本是《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他看了这本小册子，对于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忧虑感。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第一次有了政治意识，开始想到救国是每一个人的天职。二十多年后，他同斯诺谈话，还提到自己读这本小册子的感受，甚至还记得它开头的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还有一本书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形成完整维新思想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最具震撼力和影响力的一本巨著，也是郑观应维新思想的集中体现。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外交等领域，其中包含丰富的宪法思想、国际法思想和刑事法思想。该书“专纪时务”，纵论中外形势，比较中西得失，从而得出结论：要取法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在多方面进行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是一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作。蔡元培评价该书说：“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蔡元培年谱》）《盛世危言》刊行后，有人把它进呈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命总署印2000部分发各省有司。据说此书共刻印了10多万册，这一“畅销”的数字，在社会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好读书、勤读书使少年毛泽东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心灵越来越飞向一片广袤的新天地。他的父亲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切，实在不明白那些“邪书”上都说了些什么，让儿子这么痴迷。正是由于《盛世危言》这本书的阅读以及它带来的影响，毛泽东产生了恢复学业、继续读书的强烈愿望。但是，一门心思惦记子承父业，在家务农，过小业主一般日子的父亲毛顺生却对此表示反对，以致毛泽东常为此和父亲怄气。就在这个时候，毛家面对的一件诉讼公案，给毛泽东带来了意外的机会。
    1909年的秋天，为了一小块柴山，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和别人打起了官司，官司打到了湘潭县衙。对方本没有多少胜算，但他有一个女婿在省里抚台衙门当差，官虽不大，却精通律法。在县知事的大堂上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以致被告变成原告，没理变成有理。毛泽东的父亲花了几十块大银，却把官司打输了。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毛顺生十分窝火，他下决心让儿子恢复学业，要他跟着刚从城里回来不久的一位“法科生”，去学习朝廷的“王法”。
    毛泽东觉得很幸运，没想到自己争来争去的读书机会，此刻竟轻易地来到了。高兴之余，他立即打点起书箱来到了乌龟井私塾。对于毛泽东“重进学堂”的这段史实，在《毛泽东年谱》中作过如是记载：“（1909年）秋，复学，在韶山乌龟井私塾就读，塾师毛岱钟（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
    毛岱钟是一个对毛泽东影响非常大的人，当时正值青年，且接受的是新式学堂教育，思想比较激进，对封建末代王朝法度紊乱、官场腐败的社会丑恶现象颇为不满。因之很不得志，甚至连“饭碗”也谋不到，不得不回到家乡。自从儿子从长沙回乡之后，毛简臣见他整天无所事事、愁眉不展，便要毛岱钟暂时到私塾和他一同教书，一来可借此混混日子，二来也不致荒废学业。
    毛岱钟毕竟是一位具有新观念的知识分子，他思想活跃，一改旧时私塾死读古书的传统格局，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在私塾讲解大清帝国的法律条例，传授衙门诉讼的诀窍。他的这一举动，在闭塞落后，不知“王法”为何物的韶山冲自然是一件稀奇的事，乡民们虽说对此褒贬不一，但还是有不少人将自己的子弟送到这里来学习，指望将来能借此精通律例，踏上仕途，兴盛家邦；万一不成，至少可以学成“刀笔”，靠为人打官司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毛泽东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在乌龟井，成为毛岱钟门下弟子的毛泽东怀着好奇的心情，生平第一次听老师讲授起了神圣的“王法”，开始接受了平生第一次的关于　　　　　　　　　　　　　　　　“法”的启蒙教育。那一堂课在毛泽东的记忆中，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无疑是毛泽东在学习生涯中第一次正规地接受法律教育，也是他一生中头一次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讲授法律课。拿今天的尺度衡量，毛岱钟所授的知识无疑是浅显而有历史局限性的。或许在当初，谁也不会料想到，这段学习经历在日后毛泽东的一生中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正是由于毛岱钟先生——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失业的法科生”的青年知识分子勇敢冲破历史樊篱，敢为私塾教育之天下先，打破私立学校教材教法的固有传统，对毛泽东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法制启蒙教育，才使之粗知了一些法律常识，在他稚嫩的心田里萌发了依法治国的幼芽，开始懂得了依靠法律武器建设国家、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它的意义还不仅如此，而在于自此以后“法制”二字在他的头脑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在后来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毛泽东法律思想”。以其为指导思想，他亲手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土地法》、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条例》、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和建国初期起国家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等一系列法律，从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毛泽东的堂伯父毛麓钟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位塾师，也是最有学问的一位塾师。在他那里，毛泽东打下了更为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接受了更多的新思想教育。
    关于1909年秋至第二年夏复学后这一年的读书情况，毛泽东曾回忆说：“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我跑到一个失业的学过法律的人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又跟一位老先生读了更多的经史之类的书，而且还读了许多当代的文章和几本新书。”在东茅塘私塾，毛泽东主要攻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这期间他还在毛麓钟的辅导下阅读了《资治通鉴》，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经史古籍。毫无疑问，这些书不仅使毛泽东懂得了许多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著者的学问、德行，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都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至愈到晚年，其阅读史书的兴趣愈加浓厚。
    私塾读书的最大特点是“背”。凡教师点教的书，都得背，从背几句、背章节、背部分到背整本，从头至尾，背诵如流，方如此，才换读新的书。这种“硬背”，对于年幼的蒙童，确系一大苦差；但背得多了，记得牢了，能使人受益终生。毛泽东讲话、写文章，常说古论今，历史典故、诗文辞赋或脱口而出，或信手拈来。生动风趣，妙语联珠。如果不是书读得多，记住的也多，胸藏万卷，学富五车，是无法如此运用自如的。那些读书甚少，腹内贮墨甚微，写文章而欲“临时抱佛脚”地寻几句之乎者也的古诗文或三五历史掌故以便“风雅”一下的人，是万万做不到的。也许因此之故，毛泽东垂暮之年曾对一位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师说，文科教师应会背诵，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难道老拿着本本念？要是到别人家里谈话，你总不能说我回家去拿来原文再谈吧。
    从8岁到16岁，毛泽东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多处私塾读书。他后来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
    在私塾里，毛泽东接受的仍是旧式教育。他对枯燥难懂的经书、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实在不感兴趣。但是，在这里他打下了最初的传统国学基础，培养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浓厚兴趣，也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思想。尤其是那些经纶满腹，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塾师们，对他后来的成长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地产生过影响。
    六年私塾后的毛泽东，古诗文的基本功已非常扎实，诗文写作也相当有水平了。这期间，他在最后一位塾师毛麓钟的指导下写过诗，也填过词。现在还能看到他当时创作的两首诗，其一为《咏指甲花》：
    百花皆竞春，“指甲”独静眠。
    春季叶始生，炎夏花正鲜。
    叶小枝又弱，种类多且妍。
    万草披日出，惟婢傲火天。
    渊明爱逸菊，敦颐好青莲。
    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
    “指甲花”就是凤仙花，因将其花捣碎，加明矾少许可用以染指甲，当地人就叫它“指甲花”。毛泽东慧眼独具，于极为普通平凡的凤　　　　　仙花中看出其有异于菊与莲的象征性品格，睹物赋诗，借花言志，表现出一种傲视严酷环境的人格意志。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能写出这样　　一首五言古风，诗才远非一般。
    还有一首诗，题名《耕田乐》：
    耕田乐，天天有事做。
    近冲一墩田，近水再墩望。
    多年副产积满仓。
    农事毕，读书甚馨香。
    坐待时机自主张。
    这首诗写于他在家务农之时，具歌谣风格，表现了毛泽东此时的生活状况与心理，朴实纯真，于不经意中透出功力。总之，六年私塾，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也为毛泽东的国学修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第一章   博大精深的国学基础
第一节   六年孔夫子
第二节   自是伟大之器
第三节   学问筑基在一师
第四节   探求为学之道
第五节   以国学常识为最急
第六节   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
第二章   毛泽东主要思想土壤——国学
第一节   何为国学？何为大师？
第二节   国学大师的成就与标准
第三节   毛泽东的国学成就
第三章   大师中的大师
第一节   充满大师品质的文化思想
第二节   建国后毛泽东的文化观
第三节   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领袖风度
第四章   毛泽东国学活动简历
第一节   学富五车的学问大家
第二节   国学信仰之毛泽东与《经史百家杂钞》
第三节   激扬文字解析二十四史
第四节   毛泽东解析五大名著
第五节   毛泽东最爱不释手的古籍《资治通鉴》
第六节  “老”“庄”两部必读的奇书
第七节　毛泽东与奇书《何典》
第八节   毛泽东的《周易》研究
第九节   毛泽东与庾信的《枯树赋》
第十节   毛泽东解析《六祖坛经》
第五章   传统国学文化造就出的军事家
第一节   独领风骚的军事思想
第二节  《孙子兵法》孕育出毛泽东军事理论
第六章   与国学大师的学术交往
第一节   故友诗友，以学为友
第二节   尊重学人更尊重学术
第三节   毛泽东的学术知音范文澜
第四节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学术往来
第七章   炉火纯青的楹联艺术
第八章   原创性诗人与诗论家
第一节   伟大的诗论家
第二节   诗言志
第三节   诗要用形象思维
第四节   诗的意境之论
第五节   天章云锦织豪情
第六节   气雄万古的诗词
第七节   以诗词论历史
第九章   臻于化境的语言艺术大师
第十章   经天纬地的哲学伟人
第一节   开拓哲学新天地
第二节   评价与扬弃中国传统哲学
第三节   改造利用中国传统哲学
第四节   从治学态度到思想路线
第五节   超凡脱俗的思想大师
第六节   客观深入地解析孔夫子
第十一章　书起千年之落
第一节   孕育书法大家的时代
第二节   渊博的学识与书法艺术
第三节   当代书法之新体——毛体
第四节   力的风骨美
第五节   空前绝后的题词泰斗
第六节   行草书圣毛泽东
第十二章　国学伟人之修性
第一节   典型的浪漫文人气质
第二节   伟人的率性是一种伟大
第三节   一个在路上的理想主义者
第四节   意境高玄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