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字佩弦，江苏扬州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散文家。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民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椤弊⒑罄闯闪诵⊙Ы炭剖椤Ｓ秩缜宄跞搜∽⒌摹妒芳禽蓟肌芳壑岛陀跋焖淙辉对凇八氖椤弊?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者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的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的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分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诗经
　　《诗经》是诗是史又是经，但大概首先还得是在国庙里祭天、祭神、祭祖时的歌舞和乐章。
　　孔子一生崇拜以制礼作乐而著称的周公，是以《诗经》为培养学生的唯一最重要教程，把学堂几乎要搞成俱乐部，室内室外地吹吹打打、载歌载舞，整天演奏《韶》、《武》、《周南》、《召南》……会不会是因为诗就是“乐”，《诗经》就是《乐经》？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可是散文怎么能替代了诗？为什么没有了“王”，也就没有了《诗》？
　　要我看，不回到内有心灵，外有神通，天人相感应的立场上，恐怕想弄清这些问题，不大容易。当时的《诗》和后世的“诗”大概根本不是一件事情。“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仲尼不得不把“风、雅、颂、赋、比、兴”换成《论语》里的“子曰兴于诗”。六个字里就剩下最后一个，原因恐怕就在于人神共在的时代过去了，理性心思在大众生命流里占了主导，把性灵情命压在了底下。所以《诗》才不得不让位于《春秋》。这实际上是说人与人靠着性灵谐奏成社会之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非得要用有规范有约束的历史来一统人心了。“王者熄迹”和“《春秋》代《诗》”是同一个历史大变故两个不同角度的描述。是心灵时代与理性时代的替更。后世的诗，从发自情感（兴）来说可以算作《诗经》的遗绪，但从结构功用（风、雅、颂、赋、比）讲，早已不是那么回事了。古往今来许多学者看到了这一点，可又都遮遮掩掩不肯完全点破。从最本质的角度讲，是因为对个体私我的崇拜，不敢直面每个心灵都是被巨大的不可知世界包围着的事实。《诗经》里显现的宇宙与人心都是超然而实然的，到了《春秋》，却成了“必然”，唯其“必然”，所以“不然”。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酒怀，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
　　疏释：
　　手舞足蹈，可以是众人的事情。修饰之而最终“定”下“本来，却只会是一人。众人如何能“定”？难道要靠了民主集中制全民公投来决策歌词曲调？可见“定本”在一人。这一人，是“王者”。
　　“王者”定本的依据，便是“和”。《周语》说，“大昭小鸣，和之道也……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贵之”。明言是“王者”按“和”的原则定下了乐（也就是《诗》）的“本”。这样看，或许《诗经》反倒是“多人的机锋，一人的智慧”呢！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随着乐器唱。徒歌也有节奏，手舞脚蹈便是帮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也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
　　疏释：
　　我们不要以为这些琴瑟钟鼓就是艺术奢侈、物质文明。恐怕在那个时代里，这正是社会秩序的基本保证。有类似今天的“新闻联播”和中央文件的功用。
　　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有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费话。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均齐，韵脚的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但记录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
　　疏释：
　　另一种看法：正是心中的河流不再像往昔那么清澈，人心变得浑浊，才使得“伊伊呀呀”的吟唱不够用了，歌便要配有词，于是产生了语言。正是心中的河流更不清澈，人心更加浑浊，不得不把歌词记录保存，于是产生了文字。考诸各民族的史诗与传说，其说大半如此；证诸各种心灵修炼的古籍，也不外是这个样子。
　　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做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节，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为样子。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的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失，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
　　疏释：
　　这些“古师”呀，“乐工”呀，“平民”呀，“贵族”呀的说法，是受了几千年来社会文化“建构”的现代人最平常易出不过的心念。但如果我们试着闭上眼睛，用三、五分钟的时间，在心田里把自己和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还原为一个个的个体的人，天然的样子，再让这些天然天真的人聚在一处，才会有点“诗教”的影子，虽仍不敢言必就是上古初民们的复活。
　　“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化的。
　　疏释：
　　讲“政治”也好，说“教化”也罢，对三、五千年前的人而言，其实就是要把分散在天地山野间的一个个人的力量聚合到一处，并让此聚成的这一群人能与另一地也同样聚成的一群人间和平共处。《国语》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和平则久，久固则纯……”

解释的困惑（代前言）
原序
周易
尚书
三礼
四书
诸子
春秋三传
战国策
史记汉书
文
诗经
辞赋
诗
说文解字
后记：经典、人心与佛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