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道又不完全等同于天道，天道的无为不掺杂任何一点人的因素，人道则要有人的参与，故不是无任何作为，而是要因势利导，因性任物，因民随俗，给外物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其自然化育，自然发展，自然完成，如六十四章言：“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可见，无为实际上是一种合乎自然法则的有为，即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九章）。从此思想出发，老子特别重视“知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认为掌握常道才会心明眼亮，不懂常道，必将招来凶祸，强调遵循规律的重要性。庄子一方面将老子无为思想向消极的方向作了发展，《庄子·应帝王》说：“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主张超脱形骸，物我两忘，“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另一方面，庄子则把“自然”同“为”和“无为”结合在一起思考，明确提出了对“自然”的“因”和“顺”，如《庄子·德充符》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庄子·应帝王》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管子》在把无为的原则提升为“道”，指出“无为之谓道”（《管子·心术》）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因”，认为无为就是“因”，《管子·心术》上日：“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感而后动，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即“因”就是遵循自然或事物的法则。《淮南子》也通过“因”这一概念来界定“无为”，并吸收儒法精神，把因君势依法度、因臣资用众能、因民性得民心、因风俗行教化纳入无为的实际内容中，从而实现了对无为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使无为与有为达到了有机地整和。
成书于战国末期的《黄老帛书》，以道家无为思想为基础，融入“名法之要”，又兼采阴阳、儒、墨，并综合了当时一些自然科学成就，把“道”看做是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的总规律，其根本性质是“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刑（形）”（《道原》），“道之行也，繇（由）不得己”（《十大经·本伐》），认为“道”作为规律，是看不见的，寓于虚而普遍起作用，守恒而稳定，是事物之间的客观必然性。由此，《黄老帛书》系统提出了“执道”、“循理”、“审时”、“守度”的思想，即要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具体地“审知顺逆”，“顺逆各自命也，则存亡兴坏可知”（《经法·论》），注意事物变化中的数量关系及其一定的限度，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契机，以处理各种顺逆矛盾，“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十大经·姓争》），并指出：“时若可行，亟应勿言。（时）若未可，涂其门，勿见其端”（《称》）。强调在客观规律面前发挥人的积极能动性。
《内经》吸收了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主要反映在治法和养生两方面：在治法理论上，首先，《内经》受老子“天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七十七章）等思想的影响，以制定自己的治疗法则，“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素问·三部九候论》），并强调治疗疾病应根据病邪的性质特点、停留部位、病势的发展以及正气驱邪的趋向等因素，顺应其势，从最近的途径以驱邪外出，达到在最短时间内治愈疾病的目的，以免扰乱更多脏腑，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其次，《内经》继承了黄老之学“审时”的思想，在古人看来，规律就意味着一定的时间序列，而时序又寓蕴着人们必须遵循的法则，故十分重视时间因素，认为天有四时昼夜，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也表现出四时昼夜的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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