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倒霉是倒霉于近代，并且从近代以来每况愈下，有许多“诚可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演变。从前的痛苦，由于知识分子群的分化和社会痛苦的压倒一切，好像并不是知识分子本身或知识分子整体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们却好像有了普遍的共识：比过去，他们有“脑体倒挂”的愤慨；比国外，也有“大不如人”的失落。特别是他们还常常把自身处境的恶劣归咎于不能“实现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或曰“同国外的知识分子看齐”（即时下所谓各种“接轨”中的一种）。他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欲实现其“现代化”，而且是如同美国一类国家的“现代化”，则必历三劫：一是同仕途摘钩（“学而优”不一定要“仕”），二是纳入工薪族（成为“雇佣劳动者”或曰“工人阶级的一员”），三是失去对公众的影响力（让位于商业性的通俗文化）。然后才能龟缩于校园，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既不跟富商巨贾政客者流呕气，也不与商业流俗文化的星腕争辉，养一房一车，安当其“蓝领的白领”（一位美国学者如是说）。这样的巨变仍是近代历史的继续，现在虽未“进行到底”，但传统士人理想的“大势已去”则早成定局。 <br> 近些年，与上述变局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三次浪潮。最初，由于知识分子终于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科学技术也成了“生产力”，我们曾经幻想就连国家也应由知识分子来管理。后来，这样的迷梦被打破，我们又有“下海”的热潮。记得若干年前，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刚火那阵儿，我们的一位校长曾与一位领导人争论。校长说：“你说让知识分子自谋出路，我们怎么谋？难道我们的化学系非得改做肥皂不行？”领导说：“这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现在“大势”已经“趋”了很多年，旧营垒中虽然确有一些人因“下海”而致富或脱贫，但更多的人却“穷且益酸”，依旧骂骂咧咧，自哀自怜，无可奈何地当他们的工薪族，好像并没有什么款爷出面，“解斯民于倒悬”。特别是那些不能沾“科学”之光，将文化也拔升为“生产力”的人文学者，牢骚尤盛。于是最后，当“急于用世，拙于谋生”的老毛病（李敖语）暴露无遗，我们只好承认，国家嘛，还是交给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去管；科技呢，也是科技人员的事情——这些按严格的“知识分子”定义（当然是西方的定义），本来就水是咱们知识分子的事。咱们知识分子，观近代国学大师可知，其职任端在“人文关怀”。尽管这样的考虑已接近变局的谷底，比起前一类幻想似较为务实，但听起来却有点像是“临终关怀”。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