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这部专著,是朱彦民博士所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1998年度青年项目的最终结项成果。对商民族的渊源、迁徙与发展的研究,牵涉到中华民族早期历史源流、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及其模式等一系列史学界关注的学术课题,所以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
关于商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历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在本书第一部分中,作者在古今学者有关论著的基础上,将文献记载、甲骨文、金文与考古发掘材料相结合,借鉴民族学、民俗学、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资料,通过分析论证,提出了商族发祥于河北燕山以南、今京津唐一带渤海湾地区的观点,并认为河北唐山大城山遗址可能就是商族发展初期的考古学文化。这是作者在辨析了西来说、东来说、晋南说、北来说、东北说、中原说和夏商周三族同源说等学说之后得出来的结论。为了证明这个结论的合理性与正确性,作者又分别从文献记载的玄鸟传说与幽燕地望、考古学文化的雪山类型、对墓葬骨骼所进行人种分析等相关佐证,对这一结论进行补充和验证,颇能自立其说。
“殷人屡迁”,“不常厥邑”,往来迁徙是殷商民族早期历史中非常有特色的经历,但是对于屡迁之原因、方向及中经地点等问题,以往的研究成果虽不少,但较少有系统的论述。彦民的这部著作,对于商族迁徙方向之研究,则是建立在对考古学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仅分析了豫北冀南漳河类型先商文化、豫东地区鹿台岗类型先商文化、郑州地区二里冈下层早商文化,而且分析了它们之间的文化因素的异同变化与早晚关系。以此种认识为前提,又进一步结合文献记载,提出商族是从发祥地京津地区出发,经西南沿太行山东麓的通道向南游徙,到达豫北漳水流域后,又向南发展。因受阻于中原夏人势力的抵抗,而退回漳水流域,后又向东南发展到达了豫东地区,与东夷人联合,对抗夏王朝,最后西向灭夏而建立了商王朝。这样的理解,较好地实现了历史文献与考古学资料的综合利用,故结论也有相当说服力。
在“商族迁徙的地望”一节中,采用了抽样的办法,即以各种不同的文献记载中出现频率较高且向来受到重视的一些地点,作为商族迁徙过程中最可能经过的地方进行考证。这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是很有特色的。这些地点依次是“蕃”、“砥石”、“商”、亳”等。对这些地点的考证也多作文献、考古与古文字三方面的结合,皆可自圆其说。
在“商族的迁徙原因”一节中,作者没有像以往多数研究者那样,非此即彼,而是把商族在迁徙发展过程分为几个性质不同的阶段,即为了部族的生存而游牧之“逐水草而居”、半农业民族为了农耕的需要而游耕迁徙、武力达到强盛之后而觊觎天下统治权力的入主中原这样三个连续的发展阶段。根据每一阶段商民族文明化的程度差异而确定该阶段的迁徙原因。这一分析注意了从动态的、时空关系变化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商民族的历史发展,因而也是较客观的,可信程度较大的。
商民族随着不断迁徙而逐渐发展壮大,商文化也逐渐形成,商族社会逐渐向前进化而步人文明阶段。在“商族的发展”一章,作者具体地阐释了商民族在迁徙过程中的经济生活模式的转型,部族社会性质由军事民主制时期到早期国家形态的演进,同时也勾勒了商族内部婚姻家庭形态的渐变等,从而对商族早期发展的轨迹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考察。这种研究工作,是以往研究者中少有人作过的,因而是很有创意的。
综上所言,本书对于古史学界颇为重视而又研究得很薄弱的商民族早期历史,从起源、迁徙、发展三个方面作了迄今所见最为系统而细致的研究,所论必定会成为今后凡研究这一重要课题的学者们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同时论著中表现出来的对历史文献、古文字与考古资料的非常自然的融合、利用,在研究中所采用的多学科交叉的方法,都是治先秦史学时尤应提倡的。
以上仅扼要地概括了本书的主要学术成绩,至于其他有学术价值的论述即不再一一缕析了,读者自会有体会的。据我所知,彦民读硕士、博士学位时的两位导师对本著作所体现出来的独立思考之精神,都曾表示赞许。比如,关于商族起源问题,1984年《历史研究》发表王玉哲先生的《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提出了商族起源于山东半岛,认为考古学上的大汶口文化是商文化的前身。而李民教授在以往的著作中也提出过晋南说的观点。但彦民没有沿着导师的思路去做,而是在两位导师的鼓励下,根据自己对多种史料的深入分析与理解,另辟蹊径。这种不拘于门户之见,在学术上追求独立之品格与自由之精神,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
在这篇序言的最后,我觉得有必要谈一点如何更进一步深化本书所讨论的课题之研究的想法,以与彦民博土共勉。商民族早期历史研究虽仍应重视历史文献记载,并尽可能地利用有关的古文字资料,不然即很难得出使人信服的结论,但显然这一课题欲有所突破,主要应依赖田野考古工作,既要有一定量的考古资料,也要有对已获得的考古资料的科学的认识。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两方面都还需要努力做许多工作。要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商民族早期历史,首先要能够从多种在时间段上相合的考古学文化中确认这一时期的商文化(商民族的文化),这是寻觅商民族早期历史遗迹的前提。而要比较科学地做到这一点,显然需要从已可确知的商文化即殷墟文化与二里冈期商文化遗存中归纳、提炼属于商文化特质性的东西,即商民族文化特征的物化表现。这一工作犹如利用基因去研究生物体的联系。只有找到这种属于商民族的文化基因性的东西,才有可能由已知的早商文化去判定所谓的先商文化,并由此追溯商民族起源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整个的研究才有科学的根据。彦民的本部著作在这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相信他会继续深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学者们已从多方面、多角度去作探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明既然是一种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早期文明又往往与某一特定的古代民族相联系,以之为载体。所以要了解早期文明之起源与形成,即应该考察这样的古代民族其自身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而外来的影响只是这种发展的外因条件。商民族所创造的商文化是迄今为止可确定的中国早期文明的文化表征,所以上述以考古学文化研究为主、结合文献记载去确定比二里冈期商文化更早的商文化,并解析这种文化遗存的面貌与其反映的社会发展状态,对于追寻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方式与原因,有着殊为重要的意义。我想,从这一高度来看,有关研究早商历史与文化的著作,如彦民的这部颇有功力的著作及其给予我们的作更深入研究的若干启示,都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贡献。
朱凤瀚
2003年8月15日
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本书是我1998年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基金青年项目——《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的最终成果。该项目已经于2000年按期以书稿形式结项。
实际上我对商族早期历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到了我做博士论文时,由于介绍背景的需要,曾以较大篇幅论及商族的起源问题。只是到了1998年,申报并有幸获准了教育部的项目资助,才真正有机会正式而全面地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项目结题之后,我并没有停止对该课题的研究,仍觉得意犹未尽。这是因为在那之后,我不仅又发现了一些有用的材料,而且也思考了与该课题极为相关的一些问题。于是就在原定的商族起源、迁徙与发展三个章节的基础之上,又写出了另外三个章节:《商族的文化》、《商族的亳社》、《商族的先公》。现在写作的规模,已经突破了原来课题名称的范围,但是新增加的三个章节,又是与原来的题目密切相关的,或者说有些就是原来题目中的一部分,如《商族的文化》应是《商族的发展》中的一部分,《商族的亳社》应是《商族的迁徙》中的一部分,只是由于考虑到这些章节篇幅太大,照顾到行文的顺畅和结构的平衡,而且新增的这些章节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才另立章目。至于《商族的先公》则是从商族王室人物的事功与作为的角度,对商族早期历史进行的开掘研究。而这些先公的主要事迹活动则贯穿于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整个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原来的题目基本上仍然可以涵盖此书现在的内容。但是因为篇幅所限,后三章不能容纳于此书之中,希望将来能另以《先商史论稿》为题付梓,尽早求教于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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