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问世时我正好50岁。我的生日和十月革命节正好是同一天。神秘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的门徒们可以由此作出随便什么结论。我自己只是在十月革命3年之后才发觉这一有趣的巧合。9岁以前我一直住在偏僻的农村。在中学读了8年书。中学毕业一年后第一次被捕。对我来说，就像对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监狱、流放、流亡国外就是大学。我在沙皇监狱里关过两次，约4年；第一次被沙皇流放近两年，第二次是几个星期；两次从西伯利亚逃脱。两次侨居欧美各国共约12年，两年在1905年革命之前，差不多 10年在革命之后。大战期间，我被霍亨索伦的德国缺席判处监禁(1915年) ，次年被从法国驱逐到西班牙，在马德里监狱短期关押后，在警察监视下在卡迪斯逗留了个把月，然后被驱逐到美国。在那里我得知发生了二月革命。1917年3月从纽约回国途中我被英国人逮捕，在加拿大的集中营关押了一个月。我参加了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在两次革命中都担任了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我直接参加了十月革命，是苏维埃政府的成员。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我和德国、奥匈、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进行了和约谈判。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我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组织红军并重建了红色舰队。在1920年我还同时领导了混乱不堪的铁路网。
　　然而我的生活内容——除国内战争年代外，主要是从事党务和写作活动。国家出版社于1923年着手出版我的文集。除早先出版的5卷军事著作外，共出版了13卷。1927年停止出版，这时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压制变得特别厉害了。
　　1928年1月我被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流放，在靠近中国的边境度过了一年，1929年2月被驱逐到土耳其，现在在伊斯坦布尔写这篇序言。
　　就是从这篇简要的叙述中看，也不能说我过得很单调。相反，从转圻、意外、尖锐的冲突和起伏的数量来看，可以说，我的生活充满“奇遇” 。然而，可以说，就志趣而言，我并不是一个猎奇者，我倒很有学究气和保守习气。我喜爱和珍视纪律和制度，完全不是为了发怪论，而是事实如此，我应当说，我不能容忍杂乱无章和破坏。我曾是个非常勤奋和认真的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保持了这两种品质。在国内战争的年代，我在自己的专列上走过了相当于绕赤道数圈的路程，那时我对用新的松木板做成的每一个新的栅栏都感到非常高兴。列宁知道我的这个癖好，曾不止一次友好地拿它开玩笑。一本有新思想的写得很好的书；优美的文笔，可以向别人传达自己思想的文笔，对我来说，从来是，现在仍是最珍贵的、最亲切的文化成果。我从未放弃学习的愿望，我的一生中多次出现过一种感觉，觉得革命妨碍我系统地从事研究工作。然而，在我的有意识的生活中，几乎有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完全用来从事革命斗争，而如果我能从头开始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走同样的道路。
　　我不得不在流亡中写下这些文字，这已是三度流亡了，这时候我的许多亲密朋友塞满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流放地和监狱，他们曾坚决地参加建立这个共和国。他们中间某些人正在动摇、退缩，向对方屈服。一类人是由于道德沦丧；另一类人是由于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不能独立地找到出路；第三类人则是由于物质惩罚的逼迫。我已经两次经受过大规模地抛弃旗帜的事：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和世界大战开始之时。根据生活的经验，我深知什么是历史的涨潮和退潮。它们服从于自身的规律。光是急躁是无法加快它们的替换的。我已习惯于不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前景。认识所发生的事情的规律性，找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这就是革命家的首要职责。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不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今天的人所能获得的最大的个人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