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第一次同我谈话在中央警卫团工作，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并不是件很难的事。在哨位、到怀仁堂看戏、陪领导看电影、在中央领导接见群众时执勤，都有这样的机会。我到中央警卫团后，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陈毅、贺龙等中央领导，是1961年初冬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他们接见中央警卫局机关和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代表并合影留念。我作为连里的战士代表参加了这次接见。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没有得到过那种机遇的人，那种光荣感、幸福感是很难想象的。遗憾的是那次没有看到周总理。据老同志说，周总理当时不在北京。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周总理是在1962年。那年暑期，我们连到北戴河执勤，连队驻地离总理居住的27号楼很近。一天中午，我们连在中直食堂门前列队准备就餐，这时有人说了句：总理的车子回来了。大家不约而同，一齐朝27号楼望去。只见总理与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从车上下来，看得出来，两个人都很高兴。总理穿一身浅灰色中山服，披着上衣，两手在胸前抱了一个文件夹。我眼睛不眨一下，一直盯着往前走的总理。忽然听见总理笑了一声。这一声笑，我听得非常真切。因为离得近，只有十几米远，还看见了他的笑容。他的笑声是那样的爽朗，他的笑容是那样的阳光，我至今依然记得非常清晰。那时，我和众多热爱他的人一样，从各种报纸、广播、书本上，特别从电影正片之前加演的新闻影片中认识了他。他是有着传奇经历的革命家，他是共和国的总理，他是老百姓的贴心人，他是中国人的骄傲。无论是在学校同学中，还是在部队的战友间，男子群体里都有一种悄悄的、引为自豪的议论：周恩来是我们中国的美男子！这种共识很直白、很袒露，却是大家的心声。我渴望亲眼看一看他的风采。在怀仁堂的草坪上被中央领导接见时，没有见到周总理，真的遗憾了好长时间。这一次我不仅见到了，而且看得这么真切，看见了他那灿烂的笑容。一种满足充满了我的心，从内心里，进发出一种甜美，油然而生一种自豪，真的是这样。我再次见到总理是到西花厅工作的第三天。早上9点多，总理从外面开会回来，在前院下车后，他向秘书办公室走来。张作文马上迎上去，向总理介绍说：“这是新来的纪相才同志。”没等张作文的话落音，我就急忙接着说：“总理好！”总理回答：“好啊！欢迎你，抽时间我再同你谈。”他向张作文交代了一下要办的事情，就回办公室去了。第一次离总理这么近，我心里有点慌，不知所措，甚至有点茫然的感觉。和6年前相比，总理依旧风度翩翩，但头发灰白了，脸上的皱纹很深，络腮胡子很密，露出了黑茬。神情很疲惫，但眼睛仍炯炯有神……我看着老人家往办公室走的背影，步子很沉重，上身微向前倾。是啊！昨晚在大会堂开了一夜的会，到现在才回来，能不累吗？“文革”中，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党，总理的心都操碎了！后来我和张作文谈起这件事，他说：“你小子还挺机灵，比我强。我来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总理，说‘首长好，请指示’，结果总理不高兴了。”我得意地笑了笑，没有回答，心想，要不是杨德中政委谈话时专门嘱咐、提醒，说不定我比你还傻，不但要说“首长您好，请指示”，还要立正敬举手礼哩！因为这是军人的习惯和礼节啊。我等着，期待着老人家与我谈话，但几个月过去了，虽然他有时也通过值班秘书或批示给我交办事情，我也逐步开始在秘书值班室替班，但总理一直没有机会和我谈话。一次，我们党支部的同志一起开会，总理从盥洗室出来，看到大姐和工作人员都在客厅，就问：“你们开什么会呢？”大姐说：“支部生活会。”总理说：“支部生活会怎么不通知我？我也是支部成员。以后要通知我，我没时间参加，可以请假嘛。”他看到我站在旁边，深情地对我说：“小纪，一直没抽出时间和你谈话，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真对不起。”说完就走进了办公室。这是总理第一次叫我“小纪”，从此以后，在我陪伴老人家的几年里，除文字批示向我交办的事情写名字之外，他一直都是叫我“小纪”，从没有叫过我的名字。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总理一直没有和我谈话，老同志也为我着急，但谁也不便问总理。杨德中政委也很关心我，他来西花厅时，总要到秘书办公室坐一会儿。他问我怎么样，谈话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他安慰我：这事也不方便问，别着急，你干好工作就行了。高振普是两个卫士中年轻的一个，比我大五岁。总理、大姐和大伙儿叫我俩的时候，就叫“小高”、“小纪”。直到现在，我们见到那几个老大哥、老大姐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称呼。我觉得这称呼包含了朋友、同志、兄长特有的亲情。我们俩年龄相近，性格也都很活跃，所以很合得来，有空时就聊上几句。有一次小高对我说：“别着急，时间抻长点儿，业务熟悉点儿，再正式值班，再跟老人家接触也不一定是坏事。”接着，他又说，前不久，西花厅从部队挑了一个同志做总理的警卫工作，来了以后，就带着他直接参与工作。因为缺少适应的过程，这位同志工作上出些小纰漏，就回部队了。我知道，高振普这番话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安慰。的确，总理太忙了，太累了。我想不管怎样，我做好自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至于总理提出的组织活动时要通知他的问题，我到西花厅不久，就当了支部学习委员，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从未通知过他参加组织生活会，主要是考虑总理太忙了。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