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北国的寒冬姗姗来迟。虽然已是“三九”寒天，气温却始终在零度上下浮动，北方的气候出现了异常的“暖冬”现象。<br> 一列火车穿过广袤的华北平原，风驰电掣般地向南驶去。车厢里，朱德俯在桌前仔细倾听着所经地区的负责人的汇报。尽管秘书在一旁作着记录，朱德仍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下自己感兴趣的情况，偶尔也提出几个问题，要对方解答。<br> 这次外出的主要目的是去广东休假。多年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每年都要利用休假的机会到一些地区去视察、参观。每次外出归来，他都要向中央汇报了解到的情况，并且提出一些建议。他始终认为，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反映虚假情况就是丧失党性；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就是严重的失职。<br> 沿途，朱德看到所经地区的生产形势不错，正在走出自然灾害造成的困境，他的心情格外舒畅。更深夜静，车厢里静得只能听到车轮有节奏的震动声。朱德手持放大镜不时地在地图上寻找着，时而用铅笔画着横杠、竖杠或圆圈；时而凝视着地图沉思着。长期以来，朱德已经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总是喜欢在地图前思考问题。<br> 守候在一旁的秘书打了一个哈欠，抬头望着仍在伏案工作的朱德。在他的印象中，朱德每天都是按时休息的，很少像今天这样亢奋。他放下手中的书，走到朱德的身后轻声地提醒着朱德应该休息了。<br> 朱德若有所悟地抬起头，摘下眼镜，随后用手在地图上画了个弧圈，兴奋地说：“你看，今年这几个地方的生产形势都不错。几年来的情况证明，中央制定的‘八字方针’是对头的。”接着，朱德又拍拍腹部笑着说：“民以食为天，这里不发愁了，才好做事嘛！”<br> 秘书点点头，表示赞同。<br> 朱德拿起笔记本，指给秘书，问道：“你看这些数字里有没有水分？”<br> 秘书摇摇头，笑而不语。<br> 朱德表情严肃地说：“我们可是吃过浮夸的苦头，搞生产要实实在在的，来不得半点虚假。”<br> 秘书又点点头，仍然没有说话。<br> 朱德转而一笑，兴致勃勃地说：“今年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了。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令人鼓舞。我虽然已经80岁了，也还是有信心的。”<br> “朱总，您经常讲要劳逸结合，可是今天……”秘书看到朱德兴奋的表情，并没有要休息的意思，就有意把话题岔开。<br> 朱德见秘书无心与他讨论问题，只好合上笔记本。“好，接受你的意见。”说毕，起身休息去了。<br> 车到杭州，恰逢春节前夕。于是，他嘱咐秘书给正在江西铅山参加“四清”运动的康克清打电话，约她来杭州一道过春节。<br> 康克清已经4个多月未见朱德，接到电话自然很高兴，立即动身。江西的铅山离杭州并不远，不多时刻，她便来到了杭州。<br> 可是，她到了杭州后不久，朱德的反常情绪却使她蒙上了一层愁云。她发现朱德在吃饭时常常停住筷子沉思，像是有什么心事。<br> “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了？”康克清不无担心地询问道。<br> 朱德摇摇头，没有说话。<br>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康克清仍然放心不下。<br> “你就不要多问了！”朱德显得有些不耐烦。<br> 30多年的相处，康克清十分了解朱德的脾性，如果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他是不会这样的。不过，她也清楚朱德曾经对她讲的，中央的事情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所以，她也不便再追问下去了。<br> 回到客厅，朱德枕靠在沙发背上，两眼注视着天花板，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怎么得了哟，这样搞范围就宽了，要涉及到许多人呢。”康克清坐在一旁听了朱德没有头绪的几句话，感到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br> 事后，秘书私下里告诉了她，她方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其中的缘由。<br> 原来，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揭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反党篡军”的问题。会后，罗瑞卿被“停职反省”，等候处理。<br> 3月下旬，朱德从外地回到北京以后，局势的发展愈来愈使他感到担忧。<br> 此时的毛泽东，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出现的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他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他认为“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所以，他下决心要进行一场“政治革命”，以“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br> 4月14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在杭州举行常委扩大会议。朱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尽管他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自1959年以后，由于某种原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常委会议，他没有都出席。事后他得知，这次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决定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建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br> 5月4日，人民大会堂的二楼会议厅里，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这里召开。此时，由于毛泽东还在外地，会议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br>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不仅对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同时还发出了资本主义复辟将要出现的危险警号。《五一六通知》指出：<br>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br> 会议厅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难道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吗？<br> 连日来的大会小会，使整个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作了危言耸听的发言：<br>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来，混到了党的领导机关，掌握了国家机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br> 嘶哑的语调中充满着杀气，仿佛有人正在“阴谋”策划一场“宫廷政变”。<br> “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辩证法……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br> 林彪那副咄咄逼人的模样，不禁让人想起他1959年以后的所作所为……<br> 1959年，“庐山会议”开过之后，彭德怀因为“反党问题”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长期“养病”的林彪替代了彭德怀。从此，便沿着他所谓的“捷径”，做起“一本万利”的政治生意。<br> 1960年以后，林彪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的顶峰。”林彪正是利用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威望和影响，宣扬个人崇拜，制造现代迷信，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br> 但是，就在林彪大搞“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割裂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时候，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首先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应当掌握精神实质。罗荣桓的意见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认为是正确的。<br> 同时，总参谋长罗瑞卿针对林彪提出的“顶峰论”、“最高最活”的极左口号指出：“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是‘顶峰’，这本身就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也不会同意这种提法。”<br> 1964年，罗瑞卿组织全军开展群众性的大练兵活动，对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起到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全军大比武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和肯定。<br> 林彪对此十分恼火，他曾多次找罗瑞卿谈话，软硬兼施，要罗瑞卿跟他走。然而，罗瑞卿并没有买他的账。加上当时罗瑞卿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林彪更加嫉恨，把罗瑞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br> 1965年，林彪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授意李作鹏、吴法宪等人整理了诬陷罗瑞卿的材料，由叶群带着他写给毛泽东的信和有关罗瑞卿的材料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诬告罗瑞卿不突出政治，要夺取军权。毛泽东在一份有关罗瑞卿问题的报告中批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br>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叶群等人罗织的“莫须有”的罪名，决定了罗瑞卿被撤销一切职务的命运。林彪终于除掉了他的一个心腹大患。<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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