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包括：《丁聪：画卷就这样展开》、《萧军：自许多情歌慷慨》、《常书鸿:敦煌铸就五字碑》、《宗璞：铁箫声里玉精神》，《孙犁：陋巷里的弦歌》、《余光中：诗意尽在乡愁中》、《傅抱石：落笔世所稀》、《陶行知：捧着心来不带草去》、《黄苗子与郁风：微笑着面对》、《周思聪：艺术个性的觉醒》共10册，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来扫描、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
　　同时，在正文之外，大象人物聚焦书系还特意以“补白”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他人的评点等文字。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尽量使之较为活泼，更具内涵。

　　据南京博物馆藏《陶氏族谱》记载：陶氏祖籍为浙江绍兴府会稽县的陶家堰，后迁徙至安徽西古溪（今休宁县境内），后又迁往歙县西乡黄潭源村。
　　黄潭源村被丰乐河环绕，村前竹木葱茏，村后河水清澈，皖南的青山一年四季都是绿的，河水不急不缓，平静地流淌着。陶氏祖先定居黄潭源村时，那儿人烟稀少，陶氏家族定居后，开田地、筑草屋。三间草屋名为“五柳堂”，草屋所在地称“五柳巷”，因陶氏家族居住，一般人称“陶家巷”。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农历九十六日（10月18日），歙县西乡的黄潭源村，陶氏家族第十五代的陶位朝家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陶行知。陶行知出生时，陶家已有两个女儿夭折，鉴于家里人丁不旺，陶父想将儿子寄于沙门，荫佛家而长寿，所以取了“和尚”这样一个乳名，这个孩子小时候一直剃光头，街坊邻里都叫他“小和尚”。
　　“小和尚”的父亲陶位朝，号槐卿，字筱山，原在邻县休宁的万安镇经营酱园，破产后将酱园出顶给亲戚，自己回到家乡务农；母亲曹翠仂，除养育孩子、操持家务，也到田里劳动，还为别的人家浆洗缝补，后来到城里耶稣教堂做帮工。
　　陶位朝家里也不过一亩多田地，种粮种莱，打柴卖柴，一家人只能躬耕自食，生活窘迫。陶位朝有一定的文化，在耕种之余也读诗书以自娱。
　　“小和尚”从小聪慧，4岁时就开始随父亲学识字。5岁时就能照着别人家厅堂的对联，用竹枝在地上描摹。6岁跟大人到旸村玩耍时，旸村蒙童馆我的方庶咸秀才见他聪明好学，劝他到这家私塾读书。陶家贫寒，无钱交学费，方先生便让他免费入学。在方先生的私塾，陶行知受到了最初的教育。
　　10岁时，陶父因读书识字，在邻县休宁的万安镇得到一个册书的职务（册书就是掌管田赋契约——本书注）。陶行知就跟随父亲到万安镇，入吴尔宽先生的经馆就读。两年后，父亲失去了职务，陶行知也失学回家。后来经亲友介绍，陶行知又到歙县城上路街程朗斋秀才那里学“四书”。
　　歙县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名叫王藻，是前清贡生。王老先生长期在小南海航埠头曹家坐馆，离陶行知家的黄潭源村有15里。陶行知慕名前去登门求教，以学习经学。这个少年好学的精神感动了王老先生，遂收他为门生。
　　15里路虽不算远，但来回30里全靠步行，途中还要翻山越岭，两三天去一次，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还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天气不好，不能在开课前赶到曹家，到晚了，逢王先生正在讲课，他就站在门口，等课间休息时才进课堂。
　　有人借古人“程门立雪”的故事称陶行知“王门立雪”。
　　十多岁的陶行知读书之余常随父亲挑菜进城，顺便看望在耶稣教堂帮工的母亲，也帮母亲做些挑水洗菜的杂活。
　　14岁那年，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废止科举制度，设置新式学堂。陶母工作的教堂也建了一所新式学堂——崇一学堂。校长唐进贤先生见陶行知勤奋好学，免费收他入学。
　　15岁，陶行知正式进入崇一学堂。学堂里开设有英语、国文、数学、理化、医药常识等课程，他开始接受现代教育。
　　从陶行知出生到进入崇一学堂，这15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大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895年，中国战败，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日本占领台湾；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就义；
　　1900年，发生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
　　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两个觊觎中国土地的国家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了起来。第二年沙皇俄国战败。
　　为为挽救灭亡颓势，清王朝不得不实行有限的改革，废止科举就是其中之一。也因此让许多像陶行知一样的青少年受到了现代教育。
　　陶行知出身于贫民家庭，生活艰苦，一直在贫民社会环境中成长，平日接触的大都是劳苦民众，亲民、爱民、为民、救民的思想自幼便萌生。
　　进入城市后，又见到城市劳动大众也同样生活艰难，还更多地看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看到民众的无知蒙昧，青年陶行知认识到：“我们生在此时有一定的历史使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井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后代。”
　　他说当时的中国“病症千千万万，医病之方术亦千千万万，必先选择个别之药以治疗个别之病’．”各人所处地位不同，爱国的方法也不能尽同”。他使选择了教育这个良方．他认为，人民多识字，多读书，“对于人类和国家应尽之责任．应享之权利．可以多明白些“，他还说：“如果我们家家读书，人人明理．外国也要恭敬我们了。”
　　陶行知对平民教育的作用充满了信心，认为平民教育不但能唤醒人民、挽救国家，而且能改良社会，早在1920年，他就对朋友说自己的志愿是：“要通过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
　　陶行知青少年时就立下了远大的理想。把教育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中国四万万人之中的二万万人都是我们平民教育应当为他们负责的，这二万万人不会读书看报，就是我们有一份责任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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