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常诞生于偶然之间，但是偶然诞生的历史往往又能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作为国耻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与清华大学的诞生均无必然之联系。但是历史的吊诡，偏偏让这两件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个中缘由，恰可用本文的开端作为解释。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梁诚有一次往见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谈话中这位美国的国务卿无意说出了“赔款原属过多”，长于涉外的驻美公使当然不会错过良机。于是，梁诚一方面要求美方带头核减赔款数目，一方面又急报中国政府，建议向美交涉要求美方退还多余的款项。如何使美方把落入口袋中的银子再掏出来返还中国，梁公使想必大费心思。及至1907年12月3日，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美国总统在国会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度能渐渐融洽于今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翌年12月31日美国国务卿路提正式通知其驻华公使柔克义：总统于1908年12月28日的实施法令种植事赔款从1909年1月1日开始。这一段曲折，便是被老一代清华人称之为“国耻纪念碑”的“游美学务处”的由来。
今年（2003）3月份，我曾到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家中与先生进行过一番关于梅贻琦校长的对话，那篇对话最初经我整理，殊不尽人意，后来硬着头皮令黄老审阅，黄老不辞劳苦，又经一番加工，几近重新写过，遂使文章文采斐然，此亦见黄老治学行文的严谨。那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我供职的《中国产经新闻》，随后我即因报社操作的不规范而离开报社，赋闲在家。其时，黄老以其多年研究清华校史的大著见赠。《图说老清华》即为其中之一。
赋闲在家，除了抓紧时间另觅饭辙，更免不了读书自遣。黄老的几本大著伴我度过大半无聊的时光。《图说老清华》以清华的校史为纲，借图片描绘老清华的轮廓，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爱读书不求甚解”的人来说，在读图的过程中遥想清华的故事，自然是最惬意的事。
清华前期人物，周诒春自然不可不提。周是清华学堂改称学校之后的第一任副校长，在首任校长唐国安卸任之后顺利接任。任职期间，于清华建树颇多：硬件如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的兴建，软件如“人格教育”和“三育并举”的倡导，均为可圈可点之事。而尤为不可不提者，则是1916年他呈文外交部，请“逐步扩充学校，设立大学部”，此为清华成为中国独立教育事业之开端，在清华校史上可谓浓章重彩。周的呈文以行楷书之，洋洋数页，涂抹修改之处颇为不少，可见周校长擘画清华蓝图之心血。据黄老统计，在1959年公布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中，这一时期的学生达28人之多，其中有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人口学家马寅初、困惑的大匠梁思成以及哲学家金岳霖，等等。
早年的甲所与乙所为校长住宅，简陋而古朴，与我当时所居住的小房子几近相同。所不同者，当然是前者宽敞许多。这一时期梅贻琦已学成回国，在清华出任教务长（1926-1928），不过其时周诒春已离任，当时的校长为曹云祥。
这一时期的教师合影看上去也颇具意味，譬如1921年的教师群体：国文部的梁启超诸人一律长袍马褂，而其他各部则均为西服革履。遥想这一群风流人物行走于清华园的情况，令人忍俊不禁。服饰的不同，其实代表了文化取向上的不同，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多元性。
国学研究院也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成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各具姿态，可谓天作之合。而吴宓则是国学研究院的主任。朱自清这时任教于中文系并兼系主任，刘崇?则是历史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后来作了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先生，当时则是算学系的教授兼系主任，其他的名师如叶企孙、陈岱孙也都身居要职，他们当时的照片看上去年纪都不大，好像都在三十岁左右的样子。于是我就想我怎么就没有早生那么百八十年？就算不能在清华当个教授，去清华当个学生还是可以的吧？后来梅贻琦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谓渊源有自。
转眼到了1928年，清华学校鸟枪换炮，改称国立清华大学，光听名字就气派了很多。不过，国立清华大学可不光是名字听起来气派，虽然在此之前的清华学校几经曲折，甚至有几位校长竟然为学生所驱赶，连首任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罗家伦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命运。不过平心而论，罗校长气魄极大，于清华之奉献在清华校史上亦有举足轻重之位置。罗校长在接管清华之初即强调师资之重要，他说：“要大学办好，首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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