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的文明,卷轶浩繁,中国文人名士占据了太多太重要的地位。我始终认为,联系着中国一代文人从古至今的文化情结,是那始于春秋秉承于两汉归结于明清的中国文人风骨。在儒家的教导下许多风骨文人忠君爱国,然而实际上,他们继承的依然是一条统治者们认可范围内的优良传统,在这个优良传统中,千古文人们也总是每多欢乐,每多忧愁。于是,我们看到,失意落魄的文人傲骨嶙峋,位居险要的文人殚精竭虑,国破家亡的文人声嘶力竭,犹豫不定的文人踌躇前行。
相比李白“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诗文气魄,人们或许更加喜欢那个“……会嵇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个性飞扬、轻狂和桀骜不驯的李白。李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和豪侠的气概,他多次以大鹏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博摇直上九万里”。但是长安三年的失意而归,使他激昂的政治热情受到现实的冲撞。于是曾经的政治包袱便转化为怀才不遇的悲愤狂歌,从胸中喷涌而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另一方面,李白为排遣怀才不遇的忧愁,也提倡即使行乐的思想:“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旦太白先生抱负得以施展,我们将失去一位伟大的“诗仙”,但我总时时地为他感到一种深切的惋惜和悲哀。
同李白一样不得志的文人很多,或许杜牧是比较隐蔽的一个。一开始很难想象舞榭歌台,青楼梦好的杜牧能有多少匡扶社稷的才情,然而在重读他的诗的时候,去惊奇地发现,诗人笔底有一种出奇的有志难抒的无奈和苍凉:“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更让人惊奇的是,杜牧还是一位敢于言政、论兵,具有出众才能的军事理论家。
这位风流绝代的诗人不但注释过《孙子兵法》,还曾写过《守论》、《战论》、《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等文章。他认为身居高位者务必文武双全。在《上周公书》中,他说:“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乱者,未有暴乱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国家者……安有谋人之国,有暴乱横起,戎狄乘其乱,坐于庙堂之上日:‘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竞不可不知兵乎?”这也是对当时在朝政要之无能的尖锐批判。诗人将自己的风骨委身于熏天的奢靡里,在二十四桥凄冷的月色中,诗人醉生梦死,留下一串串冰冷的吟叹,这是后世的柳永所永远无法企及的。
而这之中,总有那么几个清高一点的,脱离仕途的诱惑翩然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显然是一个典范,他将文人的风骨演绎到了另外一种境界。自首无成的陶渊明曾说:“老少同_死,贤愚无复数”,大为感叹生命苦短,长生乏术,对此,屈原之前就曾大发感慨:“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可叹年华流逝,英雄渐老,壮志未酬。然而,在同样的叹息之后,前者潜心归隐,后者却选择了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方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陶潜早年便有爱慕自然 '企羡隐逸的思想,所谓“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当他仕途不得志时,就更怀恋这种生活,“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所以,仕途十三载他一直“一心处两端”,行动上也是仕隐无常,直到请辞彭泽令。
嵇康的格式大家也太过熟悉,就勿庸多言。他不似李白、杜牧等人一心治国平天下,也不像陶潜等人带着无限的失望和遗憾离去,从古至今,没有几个人可以像他那样完完全全不理会种种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彻底地厌恶官场仕途。因此,人们对嵇康的心有太多揣测,也争议颇多。就编者来看文人之于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于传扬高层次的精神,撒播先进的种子。嵇康生活的魏晋,一方面多有名士,一方面却又百般摧残,千头万绪,纠葛不清。嵇康明白,倘若自己身陷其中,也绝不可能改变黑暗现实于是他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用超拔的个人色彩扩张出了另一种精彩,在动荡的社会中掀起可一股高亢的纯真和刚健,其一啸、一弹、一死,留给晋朝,留给后人的是相当动人和清新的生命乐章。风骨之于嵇康,因其际遇不同而展现了不一般的色彩。但作为教化和震撼的哲学意义,则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作为一个站在社会最高层的文人,他的风骨同样衬托出一个时代的风貌。
中国古代的文人名士承袭着儒家学说的传统,以忠君爱国为行世的最高主旨,得以或失意,或出世或入世,或忠顺或叛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其文其人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地鉴赏和领悟,编者也愿以此作为初衷和引领,和读者一起进入历史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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