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制度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理清这一制度的内涵，对于深切领悟商周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演变过程，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年代久远，史载多所不详，而有关的古文字资料又颇为艰涩难懂，如何正确解读这些传世文献之外的新材料，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深入研考的事情。故而想要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之上，对商周姓氏制度这一学术专题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实属不易。鉴于上述情况，倘若能对该专题作出深入系统的考察，必然会推动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进展，也将有裨益于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深入。所以，历来古史研究者对此学术专题均非常重视。
陈絮博士《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一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之上增订而成的。以李学勤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诸位专家所作的评语，从宏观上给了这篇论文一个综合性的评价，认为该文“对先秦史研究中一个传统而重要的课题——姓氏制度，作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探索，利用材料比较全面丰富，方法多，角度广，涉及古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个领域，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论证有深度，在不少问题上有独到见解，较以往的研究均有不小的突破”。这一看法，我认为是客观的、妥帖的。近年来，陈絮博士在教学工作之余，认真考虑了诸位评审专家的意见，在资料方面以及具体论证上，又作了认真的修订与补充，文稿的结构也有了较大的调整，使其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一书，大而言之，有四个方面值得肯定。一是将论证重点放在有较大难度的学术问题上，如商代有无“姓”的观念，周代男子以“孙”相称的含义何在，周代“赐姓命氏”的来龙去脉，伯仲叔季排行及其所反映的周代宗族结构，东周时期传统姓氏制度的瓦解与新姓氏制度的形成等等。二是研究具有系统性，从晚商一直贯穿到战国、秦汉，既剖析了不同历史阶段姓氏制度的特点、形成基础，又能说明不同历史阶段之间发展、演变的过程与原因。这项工作，恰恰是以往研究中做得非常薄弱的。三是论述深入透彻，言必有据，不作泛泛之论。四则是努力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提倡，作者收集了多种尽可能收罗到的材料，包括古文献、古文字及考古发掘资料等，一一抉择，细细辨析，成功地将这些材料加以综合，使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对这些资料作扎实考证的基础之上。
由于作者态度谨严，所用方法又较得当，故在不少重要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有所创获。这似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肯定了史前时代“姓”初缘于血缘组织的标识符号，族居地之名可能是姓之主要来源，当时的姓会分化而产生新的姓。
2．细致、深入地论述了卜辞中“妇某”之“某”为父族族氏名号的看法；提出“多生”是“多甥”，亦包括多舅，乃商王族姻亲；认为商代禁婚组织是同一族氏，并不禁止同姓内婚。以上看法，以前学者未做过细致论证，本文所做之工作胜过前人。
3．对周代文献中有关姓的重要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如“庶姓”、“正姓”之内涵，男子称名中系之以“孙”的含义(认为表示宗子身份)等，特别是说明了伯仲叔季排行在维护宗族内部继承法则与等级制的作用，有较强的说服力。
4．详细考述了周代赐姓制与命氏制产生的原因与存在时间。所论亦多为前人所未及。
5．对周代后期随着封建社会解体而产生的姓、氏合一，姓氏平民化、全民化，庶民获得姓氏的途径等疑难问题，都做了精细的研究，论述颇有说服力。
总之，本书对商周姓氏制度这一重要而又有相当难度的学术专题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工作。
《商周姓氏制度》一书，自撰写至今，算起来已有八九个年头。在此书稿即将付梓之际，一方面，要向作者表示祝贺。但于另一方面，我想作者也会有和我相似的感触，深知这些专题与先秦史其他许多重要问题一样，都是相当复杂、艰深的。但凡不是一脚在外一脚在里，而是两脚都跨人先秦史研究殿堂内的同行，都会在研究过程中变得更加冷静、更加谦虚，明白我们现在所奉献的只是个人的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阶段性成果。相信作者能在书稿出版后注意倾听同行专家学者的意见，随时改订自己的某些认识。同时更加关注田野考古与各种古文字资料的新发现，使自己的学术思维能在不断吸纳新资料的过程中保持鲜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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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制度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理清这一制度的内涵，对于深切领悟商周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演变过程，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年代久远，史载多所不详，而有关的古文字资料又颇为艰涩难懂，如何正确解读这些传世文献之外的新材料，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深入研考的事情。故而想要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之上，对商周姓氏制度这一学术专题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实属不易。鉴于上述情况，倘若能对该专题做出深入系统的考察，必然会推动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进展，也将有裨益于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深入。所以，历来古史研究者对此学术专题均非常重视。
陈絮博士《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一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之上增订而成的。以李学勤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诸位专家所作的评语，从宏观上给了这篇论文一个综合性的评价，认为该文“对先秦史研究中一个传统而重要的课题——姓氏制度，作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探索，利用材料比较全面丰富，方法多，角度广，涉及古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个领域，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论证有深度，在不少问题上有独到见解，较以往的研究均有不小的突破”。这一看法，我认为是客观的、妥帖的。近年来，陈絮博士在教学工作之余，认真考虑了诸位评审专家的意见，在资料方面以及具体论证上，又作了认真的修订与补充，文稿的结构也有了较大的调整，使其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一书，大而言之，有四个方面值得肯定。一是将论证重点放在有较大难度的学术问题上，如商代有无“姓”的观念，周代男子以“孙”相称的含义何在，周代“赐姓命氏”的来龙去脉，伯仲叔季排行及其所反映的周代宗族结构，东周时期传统姓氏制度的瓦解与新姓氏制度的形成等等。二是研究具有系统性，从晚商一直贯穿到战国、秦汉，既剖析了不同历史阶段姓氏制度的特点、形成基础，又能说明不同历史阶段之间发展、演变的过程与原因。这项工作，恰恰是以往研究中做得非常薄弱的。三是论述深入透彻，言必有据，不作泛泛之论。四则是努力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提倡，作者收集了多种尽可能收罗到的材料，包括古文献、古文字及考古发掘资料等，一一抉择，细细辨析，成功地将这些材料加以综合，使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对这些资料作扎实考证的基础之上。
由于作者态度谨严，所用方法又较得当，故在不少重要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有所创获。这似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肯定了史前时代“姓”初缘于血缘组织的标识符号，族居地之名可能是姓之主要来源，当时的姓会分化而产生新的姓。
2．细致、深入地论述了卜辞中“妇某”之“某”为父族族氏名号的看法；提出“多生”是“多甥”，亦包括多舅，乃商王族姻亲；认为商代禁婚组织是同一族氏，并不禁止同姓内婚。以上看法，以前学者未做过细致论证，本文所做之工作胜过前人。
3．对周代文献中有关姓的重要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如“庶姓”、“正姓”之内涵，男子称名中系之以“孙”的含义（认为表示宗子身份）等，特别是说明了伯仲叔季排行在维护宗族内部继承法则与等级制的作用，有较强的说服力。
4．详细考述了周代赐姓制与命氏制产生的原因与存在时间。所论亦多为前人所未及。
5．对周代后期随着封建社会解体而产生的姓、氏合一，姓氏平民化、全民化，庶民获得姓氏的途径等疑难问题，都做了精细的研究，论述颇有说服力。
总之，本书对商周姓氏制度这一重要而又有相当难度的学术专题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工作。
《商周姓氏制度》一书，自撰写至今，算起来已有八九个年头。在此书稿即将付梓之际，一方面，要向作者表示祝贺。但于另一方面，我想作者也会有和我相似的感触，深知这些专题与先秦史其他许多重要问题一样，都是相当复杂、艰深的。但凡不是一脚在外一脚在里，而是两脚都跨人先秦史研究殿堂内的同行，都会在研究过程中变得更加冷静、更加谦虚，明白我们现在所奉献的只是个人的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阶段性成果。相信作者能在书稿出版后注意倾听同行专家学者的意见，随时改订自己的某些认识。同时更加关注田野考古与各种古文字资料的新发现，使自己的学术思维能在不断吸纳新资料的过程中保持鲜活性。
朱凤瀚
2005年12月15日
序二
“姓氏”这个名词，现代中国人耳熟能详。不过一般人只知这是家族的名号，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世代相传，天经地义。至于姓氏的起源究竟如何，它的早期形态是什么样子的，上古时期的“姓”与今天的“姓”有什么区别，早期的“姓”与“氏”有什么不同，对这些问题，那就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了。但对于研究先秦史的人来说，这些问题都是不容回避的。因为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发展，确有某种与众不同的特色，那就是国家的产生，不是在氏族制度彻底崩溃之后，而是与氏族制度的延续相伴随，国家形成的时候，氏族的血缘外壳依然被保留，而且此后保留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姓、氏的存在，就是那时居民中保持着氏族血缘联系的重要表征。夏人姒姓，商人子姓，周人姬姓，典籍中所见的春秋诸侯邦国，皆有所谓“国姓”；那时的贵族，女子称姓，男子称氏；那时的“百姓”，与今之所谓“百姓”迥不相侔；那时的婚姻，男女同姓是一大禁忌；那时的邦国盟会，同姓先歃，异姓为后；那时的大夫，有所谓“命氏”问题，命氏的方法，或以地，或以官，或以“王父字”，不一而足。诸如此类的种种现象，都是先秦历史上独有的，而这些现象，在在与姓、氏问题相关，因此，研究先秦史上的姓氏制度，对于解决中国上古时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文化礼俗等诸方面的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历来做先秦史的学者，对姓、氏问题都很关注，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现在，陈絮博士的新著《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又做出了新的贡献，他在前人以及当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艰苦的探索，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人们的疑难问题，提出了一些堪称精彩的创见，这是值得称赞的。探讨先秦的姓氏制度，难度很大。因为我们今日所见有关姓、氏问题的文献，权限于周代，商代的情形究竟怎样，甚至商人有没有“姓”与“氏”这样的概念，根据目前的文献材料都难以说清。商之与周，在姓、氏方面是截然异制呢，还是有着继承、发展的关系?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本书通过对甲骨材料与考古材料的分析，断定商、周在姓氏制度上有明显的不同，例如商代没有女子称姓这样的习俗；但在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商人的“族氏名号”与周代的“氏”有颇多相似之处(例如族氏名号的命名方式、使用范围等等)，这表明周人“姓”、“氏”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中发生的作用，与商代是有着延续性的(尽管商代未必有“姓”、“氏”这样的字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才能够把先秦时代的姓、氏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清理，进而探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姓、氏问题的发展变化。作者把上古姓氏制度的演变分为了四个阶段：从传说时代到有夏，为古代姓氏制度的发轫阶段，在此时期内产生了所谓“古姓”；殷商时期为姓氏制度的发展阶段，“亚氏族名号”的使用代替了远古氏族名号的使用；西周至春秋中期为姓氏制度的成熟阶段，成熟的表现即为“姓”、“氏”之二分；而春秋晚期至于两汉，乃是先秦姓氏制度的没落与新型姓氏制度之形成阶段，此时的表现则为“姓”、“氏”的合一与姓氏的全民化。这样一来，中国上古时期“姓氏”的历史发展脉络，就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理清先秦史上的姓、氏问题，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对文献记载真伪的辨析。例如谈到“姓”的性质，现代学者多认为来源于远古时代的氏族名号，有着同一氏族祖先的人，应该是同姓的，但文献中又有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分别得十二姓的记载。对这些话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又如从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周人认为“姓”与“德”关系极为密切，黄帝、炎帝之所以不同姓，乃是因为“德”不同，所谓“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作为血缘团体标记的“姓”，果然与“德”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吗?还有所谓“赐姓命氏”之制，“赐姓”的主体，或为天，或为天子，什么“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什么“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赐姓曰姜，氏曰有吕”云云，“赐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毫无疑问，古人的这些说法，其中包含有若干的史影，值得深入挖掘；但也不可否认，文献中的某些记载，其实反映的是周人的“姓氏观”，而不一定是历史的实际。因为古人缺乏历史的观点，他们往往以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情形来悬想古代，用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事物来解释古代的事物，这就无形中给后代研究古史的人制造了混乱。生当今日的我们，理应通过多方面的考察，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能盲目地跟着古人走。陈絜博士在这一点上就表现得很出色，例如他在第五章中说：“像周以前关于赐姓命氏的记载、关于姓氏等级性的描述等等，其实都是周代姓氏理论与姓氏制度的折射，是周人在当时……制度的基础上，以今论古的揣测之辞。”这样的分析，切中肯綮，表明作者的史识确乎非同一般。
此书把上古姓氏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书中胜义颇多，读者自可阅读体会，这里不再赘述。我所特别欣赏而且也愿意向读者推荐的，是此书表现出来的学风。这是一部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踏踏实实地搜集材料，文献的，古文字的，考古的，点点滴滴都不放过，真可以称得上是竭泽而渔。作者谨遵“言必有据”的古训，力戒浮言，力戒空论，故此书给人以厚重扎实之感。作者遍阅前辈以及当代学者的有关著作，汲取其合理的成分，同时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师长之说，也不盲从，坚持独立思考，唯真理之是求，表现出可贵的科学精神。当今学术界，浮躁之风盛行，许多人不肯下笨工夫，不甘心埋首于故纸堆中，读书只是浮光掠影，议论也是虚张声势，拈得一义，率尔操觚，或以所谓新潮的理论相标榜，或仅靠单文孤证巧为弥缝，这样的所谓论文和专著，今日并不少见。陈絮博士此书，完全没有这一类的毛病，虽然说不上是力矫时弊之作，毕竟能使人感受到一种朴实的学风，对于某些青年学者，应该具有一种榜样的力量。因此，此书的出版，对于学术界来说，实为可喜可贺之事。
陈絜博士是南开历史学科的青年才俊，我与他相识多年，知道他很用功，在古文字、古文献等方面都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功底。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只有承认自己的不足，广泛吸取别人的长处，才会有更快更大的进步。天道亏盈而益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我希望陈絮不要就此止步，继续在学术的园地里勤勉耕耘，刻苦钻研加上谦虚谨慎，陈君的学术前途正不可限量。
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陈絮博士要我写上几句话，于是就有了上面的这些文字。
赵伯雄
丙戌年新正初五日序于南开大学龙兴里寓所
后记
本书的初稿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最近的三五年间，作者在充分吸收有关专家的评审意见的基础上，从材料、文字到结构，先后作了几次修订与补充。但结果还是不能令自己满意。可中国有句俗话，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现在将拙稿交付出版，权当作对多年来关心我成长的师长和朋友的一个交代吧。
商周时期的姓氏制度，是治先秦史者无法轻易回避但又不时感到困惑的问题。涉及面广，举凡商周国家、政治、社会、礼制、文化，无不与之相牵连。材料杂乱而无章，文献的、古文字的以及考古的，皆需点点滴滴细加抉择。想系统清理出一个头绪来，着实不易。当年选这样一个题目，大概出于年轻气盛。现在想起，依然心存余悸。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册小书，签署的是我个人的名字。但字里行间，无不凝聚诸多学术前辈的心血与汗水，也蕴涵着学界师长对后进无私提携的那份真诚。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朱凤瀚先生。1997年，我有幸正式成为朱先生的及门弟子，在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自那时起，先生对我的教诲，从没间断过。无论治学，还是做人，事无巨细，朱师耳提面命，不胜其烦地予以一一指点。轻狂得意之时，先生不忘敲敲边鼓；遇到挫折，情绪低落，先生又总能及时打气鼓劲，让我看到希望。这些年来，由于工作关系，先生很忙。但每次回到南开，先生都要把我找去，问问我的学业进展，谈谈我的生活琐事，还不时给我提供一些最新的学术信息，以拓宽我的研究视野。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赵伯雄先生是我的硕土生指导导师，同时也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指导小组成员。我之所以偏好先秦史，很大程度上是受赵师的影响。博士论文中的部分章节，也是当年赵师抱病改定的。毕业后，先生又将我留在他的身边，给了我一个比较宽松的工作环境，使我有了安心读书的机会。先生育人，身教重过言传，没有太多的大道理，只是从寻常的一言一行；一字一句中，让你自己去体会、去领悟。在先生的身上，我学会了很多受用终身的东西。
“经师好遇，人师难遭”。在入南开的十余年间，能得到这样两位既是严师又像慈父的老师的教诲，是我此生之大幸。只是做弟子的我太过愚钝和懒散，唯恐有负两位恩师的期盼。
李学勤先生、吴荣曾先生及晁福林先生，在酷暑中出席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给了我很多鼓励，同时也指出了论文中存在的缺点。詹子庆、陈恩林、沈长云、彭裕商、吴振武等先生，以同行专家的身份，审阅了我的学位论文，提出了很多甲肯的修改建议。前辈学者所赐予的种种建设性意见，于我进一步修订文稿、完善观点，帮助甚巨。为使拙稿能够顺利付梓，吴荣曾先生还以书面形式竭力予以推荐。其奖掖后学之情，令人感怀。还有刘泽华、王冠英、宋镇豪、宫长为、李瑞兰、张荣明等师长，这些年来，不时给我点拨，敦促我奋发上进。对于诸位先生的无私帮助，作者自然不敢忘怀，亦非淡淡的“感谢”二字所能了却。
藉此机会，我还要对张二国、刘源、任伟、贾洪波、赵悛珉、李刚诸朋辈道上一声感谢。拙稿中的很多观点，大多为当年相互切磋中形成。
拙稿的出版得到了南开大学“十五211”专项经费的资助，在此，我要对评审委员会的诸位专家表示由衷的谢意。
对于拙稿的体例结构，责任编辑常绍民先生给予了诸多有益的建议，拙稿得以顺利刊印，当与常先生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分不开，故一并于此致谢。
由于作者学识有限，肯定有很多问题考虑得不够周全，纰漏讹误，亦在所难免。拙稿出版后，真诚地希望能听到同行专家学者和读者的批评之言，多多益善。
陈絜
2006年1月17日于南开范孙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