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斡，生于1916年，广东新会人。内蒙古大学教授。曾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内蒙古第二届民盟副主委、第五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曾兼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名誉院长、内蒙古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内蒙占老教授协会理事。林斡早年在大学攻读法律，1957年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61年调内蒙古支边。作者五十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教学与研究，皓首穷经著春秋，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出版专著十九部。这些论著解决了国内外学者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又冈所论多发前人所未发，填补了民族史研究领域的一些窄自，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其著作资料详尽，论述精湛，观点独特，在国内外史学界享誉甚高，有的还被译成蒙古文、维吾尔文、韩文出版，如今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光11月日报》、《中国日报》（英文版）、《瞭望》（海外版）、新华通讯社对外新闻和对外英语、法语广播、中央电视台、内蒙古电视台对其学术成就多有报道和专访。其三部代表作《匈奴通史》、《东胡史》、《突厥史》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三大系统的巨大“学术工程”全部完成，并荣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四届北方十五省市（臼治区）十七家出版社“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和《内蒙古民族团结史》荣获中宣部1993年度、1996年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2000年荣获“老教授科字与技术工作优秀奖”。
　　1990年林斡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荣誉证书，同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发给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作者应特邀赴布达佩斯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关于匈奴西迁和匈牙利族源问题的考证及观点’’的演讲，受到与会各国学者的关注，
　　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作者已被列入《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系列词典》及由国际蒙古学协会、土耳其突厥文化语言和历史研究委员会国际关系部主编的《国际蒙古学家传略》、《世界突厥学家传略》。

　　《匈奴史》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对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约五百年的匈奴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权组织、文化习俗、部族兴衰、政治演变及与其他各族、特别是汉族的关系，作一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叙述，以期将匈奴的民族面貌、社会面貌和文化面貌描绘出一个轮廓。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游牧部族，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衰落于一世纪（东汉初）。匈奴自东汉初分裂为南北二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北匈奴西迁，部族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大漠南北活跃了约三百年，其后又在中原地区继续活跃了约二百年，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曾发生过较大的影响。其内容虽比较复杂，但书中力求简明、通俗，以正面介绍匈奴族的历史知识为主，不作繁琐考证；对国内外学术界所争论的问题，虽也辩明是非，提出我个人的一得之见，但不多作纠缠。“旧作”虽卑之无甚高论，但却受到国家教委（今教育部）的重视和奖励，1988年被列入国家教委编的《全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选编》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1995年被评为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新华通讯社对外英语广播等媒体亦多有报道。

    由于匈奴不是一个单一的部族，而是一个多部族或多部落组成的共同体，他们的各个部分分散游牧于纵横数千里广阔之地，因之，在社会经济方面，各个部分的发展水平不可能处于平衡的状态。在地区方面，有些部分接近汉族，如原在河套一带活动的楼烦、白羊王部，河西走廊一带的浑邪王、休屠王部，及其后在张掖（今甘肃张掖市）附近的温禺犊王部；有些部分与汉族远离，如游牧于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的於轩王部及在西域（今新疆）一带的日逐王先贤掸部、东蒲类王兹力支部。在接触汉族文化的机会方面，有些部分较多，有些部分较少，因而所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其程度颇不一致。这种经济的（这是带决定性的）、文化的和地理的因素，加上政治的、军事的以至统治者个人的因素，遂使匈奴逐渐形成以郅支为代表的和以呼韩邪为代表的、在对汉关系上抱不同态度的两种社会势力。而呼韩邪之附汉，则又反过来进一步加速了和加深了匈奴社会经济的不平衡状态。发展到东汉初，匈奴遂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以后逐渐封建化，北匈奴则始终滞留在奴隶制的历史阶段。
    这样的情况——匈奴分裂为郅支与呼韩邪两个部分——并不能据以贬低呼韩邪附汉的巨大历史意义，尤不能说呼韩邪附汉并不符合匈奴全体人民的利益。因为匈奴劳动人民，包括郅支治下的劳动人民，与汉族劳动人民没有利益上的冲突，他们共同遭受着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是友好的。纵令由于所受汉族影响的程度不同，对于汉族文化的倾慕程度不甚一致，因而在附汉的态度上发生了分歧，然而他们都不愿汉匈两族处于敌对状态，尤不愿彼此发生战争。因为战争隔绝了两族人民的交通，堵塞了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机会，造成了汉匈两族人民，特别是匈奴人民的严重灾难。所以匈奴劳动人民渴望和平安宁，渴望和汉人友好相处，互通关市，交流文化，这一点，不论是呼韩邪统治下或是郅支统治下的匈奴劳动人民都是一致的。而郅支统治下的匈奴劳动人民之所以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则是由于以郅支为首的奴隶主统治阶级违背人民意愿的结果。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史载公元前87年，武帝死，在此以前，双方战争二十余年，彼此伤亡、损失惨重，匈奴疲弊已极，深感困苦，自单于以下的各级贵族都有恢复和亲的愿望。狐鹿姑单于（公元前96～前85年）和壶衍鞮单于（公元前85～前68年）都曾有意与汉恢复和亲。及至呼韩邪之父虚闾权渠单于时，更拟使题王都犁胡次等人汉请求，会单于死（公元前60年，宣帝神爵二年），和亲专使没有出发。从这里可以看到，汉匈两族的趋向息兵安宁、往来团结，与塞北、中原的趋向统一，在呼韩邪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已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时势需要一个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式的、在政治上有远见、有魄力、有才能的人物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呼韩邪之附汉，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这些历史意义，同时就是呼韩邪在汉匈关系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第一，在民族关系方面，结束了汉匈两族一百五十年（前201～前51年）来的战争状态，使之转入和平、友好的关系，开创了汉匈两族团结合作的新局面，并为其后南匈奴与汉族长期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础，在汉匈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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