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br> 中苏论战<br> <br> 2.“东风压倒西风<br> 毛泽东在莫斯科发表长篇讲话，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可是在场的苏联人听后心中却很不是滋味。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苏联的东面，东风压倒西风是否含有中国压倒苏联之意？就算没有这层意思，可从苏联的情况看，只有西风才能带来雨水，而东风带来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并不利，要是老刮东风就麻烦了。<br> 57年11月2日，毛泽东来到莫斯科，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毛泽东此行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活动；二是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次，毛泽东带来了一个阵营强大的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主要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等。<br>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苏联方面给予了最高的礼遇。其他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安排到了列宁山等处，只有毛泽东下榻在克里姆林宫，并住在最豪华的叶卡捷琳娜女王的寝宫里。<br> 11月6日，出席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大会。大会开了一天，上午由赫鲁晓夫作报告，下午各兄弟党代表团负责人致词或讲话。毛泽东是第一个讲话的。他说：<br> “世界各国人民从苏联人民所获得的成就中，一天比一天明显地看到自己的将来。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br> 讲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了如何对待苏联和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的问题，强调：“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①<br> 在毛泽东讲话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响起长时间的掌声。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尚昆在其日记中写道：“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②<br>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可谓关怀备至，每天早上都到克里姆林宫来看望，并且迎来送往，这也使毛泽东对其增加了几分好感。他当面对赫鲁晓夫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荷花虽好，还得绿叶扶持。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还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①意思是对赫鲁晓夫还是要多加帮助。<br> 到莫斯科后，毛泽东多次同兄弟党的领导人举行会谈，仅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就谈了三次，与英国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领导人谈了两次，此外还有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瑞典共产党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负责人，内容涉及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革命道路问题等诸多方面。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谈话的主要目的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要了解西方国家是否真的存在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在毛泽东看来，‘和平过渡’的观点是背离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的”。①<br> 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发言，中心内容是“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毛泽东说：<br> “我想谈一谈‘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br> “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br>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br> “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②<br> 根据事先的协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后，将发表一个宣言。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收到了苏方起草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稿。中方认为，这个稿子中仍保留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时的一些片面观点，照着这样的观点发表宣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害的。于是，毛泽东决定，中方也准备起草一个宣言稿，并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和修改，最后由他亲自审定。<br> 从11月6日起，中方由邓小平牵头，苏方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斯洛夫负责，开始讨论双方各自起草的宣言稿。经过讨论，双方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起草的稿子为基础，再进行修改和补充。<br> 在修改宣言稿的过程中，双方争论最大的是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也多次谈过，并且表示不赞成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观点，但赫鲁晓夫固执己见。为此，毛泽东提出，他与赫鲁晓夫都不再谈这个问题，而由邓小平同苏方有关人员来谈。邓小平在同苏斯洛夫的会谈中，代表中方严肃批评了苏方关于“和平过渡”的提法。<br> 但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中共代表团同意保留宣言草稿中的“和平过渡”的提法，并在宣言上签了字。这个宣言的主要观点是：现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是远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有实际可能防止战争，争取和平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要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和合作。<br> 尽管如此，中方对“和平过渡”问题仍有不同看法，为阐明自己的立场，中共代表团又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提出：“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①赫鲁晓夫对中共这个提纲是不满意的，但因中共的提纲既未公开发表，又未向其他兄弟党散发，因而也不便说什么。<br> 11月16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继续举行，毛泽东第一个作了发言。他首先肯定这个宣言，认为宣言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br> 毛泽东风趣地说：“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做工作了，他们成熟了。”①<br> 11月16日，又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8月18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讲到有关国际形势问题时，他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br> 毛泽东一开头就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br> 他又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抹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今年，1957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皇皇不安。他接着列举了十件大事，如苏联打败希特勒，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叙利亚事件，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尼，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及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等，来论证“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br> “东风压倒西风”确实是一个很有气魄的论断，可是在场的苏联人听后心中却很不是滋味。首先，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苏联的东面，东风压倒西风是否含有中国压倒苏联之意？其次，就算没有这层意思，可从苏联的情况看，只有西风才能带来雨水，而东风只带来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并不利，要是老刮东风就麻烦了。<br> 毛泽东本来就不赞成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论调，他认为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害怕战争。于是，他说：<br>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①<br> 苏联领导人本来就对“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就不敢认同，现在毛泽东又用如此轻松的语气说，如果帝国主义摔原子弹，社会主义也可以摔，而且“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那就更不敢认同了。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在会议进行期间，已经出现了某些迹象，表明这种摩擦可能会采取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当出席会议的80多个代表团谈到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时，毛泽东发表了一次演说，……那时，除了毛以外，大家都在想着如何避免战争。我们的主要口号是：‘继续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可是突然来了个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②<br> 11月21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回国。此次莫斯科之行，使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大增。与之相比，赫鲁晓夫不免黯然失色。<br> 这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云集莫斯科，表面上看是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力量的一次盛会，但就中苏两个大党而言，在空前团结的表象之下，却潜伏着某种危机。第一，苏联党极力鼓吹“和平过渡”，而中国党则对此大泼冷水；第二，苏联党要千方百计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而中国党的态度是既要争取和平但又不要害怕战争，即使是核战争也用不着怕。正是在这些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为后来的中苏大论战埋下了种子。<br> <br> <br> <br> 罗瑞卿遭打倒内情<br> <br> 在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去在中央的职务，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br>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罗瑞卿自己在197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br>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在1965年11月10日，即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去在中央的职务，名义上是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实际上是隔离审查。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br> 所谓“窃听器”，其实是录音机。以前毛泽东讲话没有现场录音，手工记录既不准确且事后整理还找不到依据，这使时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很伤脑筋。一次毛泽东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问题，因事先安排了录音机，后来在整理成文字时很准确，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此后，在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讲话时，都尽量安排录音，但有时领导人讲话不是那么很正式，面前摆一个录音话筒也感到不舒服，于是有关工作人员就用花之类的东西将录音机挡着。①其实这完全是工作需要，根本不存在“私设窃听器”的问题。<br>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杨尚昆的冤案进行了复查，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复查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给予彻底平反。复查报告指出：“杨尚昆同志原在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br> 在江青等人频频活动于密室、点火于京沪之时，一向善于观风察色的林彪，也认为机会到了，开始施展阴谋手段整人了，并首先将矛头对向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br> 林彪与罗瑞卿长期是上下级关系。罗比林大一岁，但林一直是罗的上级。林任红四军军长时，罗是其手下的第十一师师长。林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罗任军团保卫局长。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林任红军大学校长，罗任教育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两人没有在一个地区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因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而被免职，经林彪向中共中央提名，罗瑞卿由公安部长职位调任总参谋长。<br> 起初，林、罗工作上相处尚可，但从1961年起就有点矛盾。1964年以后，林彪在几个重要问题上逐渐对罗瑞卿心怀不满，以致发展到恨之入骨的程度。1965年秋，林彪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2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br> 是什么原因导致林彪对罗瑞卿不满呢？林彪垮台后，罗瑞卿曾在一份材料中写道：“那么，在什么一些事情上，我触怒了他呢？因为他总是有什么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情，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党的军委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②<br> 林彪对罗瑞卿表露出明显的不满，是从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开始的。为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1964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比武活动。1964年6、7、8月期间，全军分18个区举行了比武大会，参加比武和表演的有1.3万余名干部、战士和民兵，军内外参观的干部近10万人。<br> 1964年6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的比武表演。毛泽东对这次比武活动评价很高，并指示要在全军普及“尖子”经验。<br> 这次全军大比武对于提高全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一做法却并不符合林彪此时的治军思路。1960年，林彪曾提出部队的政治“四个第一”的观点，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全军大比武显然与他的“四个第一”不一致。因此，对于这次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林彪起初采取的是静观的态度。后来觉得有文章可做，就派叶群等人到广州军区当年他参加南昌起义时所在的连队等基层单位搞调查。调查中发现有些单位军事训练占用的时间多了一些，比武中个别单位有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于是，林彪、叶群抓住这些问题不放，指责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br> 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机，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12月29日，林彪又紧急召见总政治部领导人，批评说：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林彪还强调，军事训练等“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他甚至说，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并要求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林彪的讲话作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标》下发全军贯彻执行。在林彪的压力之下，大比武活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br> 罗瑞卿不同意林彪对大比武的批评，认为“1964年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去年是不是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毛著？主要的不是，有一些是，主要的我看不是。”对于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罗瑞卿说：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以后，罗瑞卿又多次提出，不要搞空头政治，说：“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①<br> 本来在大比武这件事上，林彪就认为罗瑞卿不听话，同他有二心，产生了要将罗整下来的想法。1964年5月，毛泽东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要求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还要有三线接班人。在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的过程中，罗瑞卿曾就新老干部交替问题向林彪作过汇报，并曾讲过有些老干部应当主动“让贤”之类的话。一向多疑的林彪听了，认定这是罗瑞卿要他让贤，更坚定了打倒罗瑞卿的决心。<br> 可是，仅一顶“不突出政治”的帽子，还不足以整倒罗瑞卿。于是，从1965年下半年起，林彪就授意李作鹏等人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1965年11月30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①<br> 同一天，叶群坐专机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至于汇报的内容，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的话说：“现已无从知道。”因为汇报是单独进行的，自然没有留下记录。但据几天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了解，揭发的内容大致是罗瑞卿要夺军权，罗瑞卿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br> 当年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曾安排叶群向毛泽东汇报，因为叶群谈话的时间太久，他还三次进去催叶早点结束谈话。据他回忆：<br> <br> 三次催叶群，只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br> 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的。”叶群还罗列了罗瑞卿的一些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②<br> <br> 在叶群来杭州前几天，罗瑞卿也到了杭州。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参加接见时见到毛泽东，并且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完这几句话后，回到住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28日，罗瑞卿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①可见此时的罗瑞卿根本就没想到林彪要对他下手，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没有什么变化。<br> 林彪、叶群的诬告显然产生了作用。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第55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②<br> 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比较独特的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人，作为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叶群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参加了会议，除了少数人外，大多数与会者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曾讲到这样一个细节：贺龙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问通知人开什么会，对方回答说，去上海就知道了。秘书问他，去开会总要带点文件，带什么？贺龙说，带上地图去，他还以为是讨论军事上的事。到了上海后，刘少奇见到贺龙，问贺开什么会，贺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③<br> 会议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近十个小时的发言，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杨成武回忆：<br> <br> 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br> “翟月英（按：刘亚楼夫人）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br>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br>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br>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br>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br>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br>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①<br> <br> 对于开这样一个会议，事先罗瑞卿本人更是一无所知，会议召开时，他已离开苏州，正在云南昆明巡视部队。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才通知他来上海出席会议。罗瑞卿于12月11日下午到达上海，没能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618号一个小院子里，一进小院实质上就被看管起来了。会议对罗瑞卿进行的是背靠背的揭发和批判，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br> 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是反对突出政治；三是向党伸手。林彪在会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各项职务。<br> 12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向罗瑞卿传达毛泽东的谈话：“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到完全打倒罗瑞卿。<br> 罗瑞卿听了周恩来、邓小平的传达后，很想不通，给周恩来打电话，要求去见毛泽东，去见林彪，希望把问题解释清楚。周恩来告诉他不能同毛泽东见面后，罗瑞卿又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周恩来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①<br> 会后，罗瑞卿即遭隔离审查。随后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组”，于1966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揭发批判罗瑞卿，邓小平被指定为会议的主持者之一。邓小平对林彪素无好感，根本不相信林对罗的那些恶意诬告。于是，会议开始后，他就把会议交给彭真一人去主持，自己与李富春等前往西北，视察三线建设。后来在“文革”中“检讨”此事时，他说：“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并承认“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br> 这次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给罗瑞卿罗列了一大堆罪名，诸如：“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还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是“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②<br>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br> 罗瑞卿自己在1978年一次讲话中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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