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清季国势阽危，激起了革命与立宪两大运动。就其结果而论，革命党是成功者，清朝被推翻了；立宪派是失败者，不仅理想未能实现，连所拥戴的偶像也消失了。
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者的结合，他们大多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以儒家的思想为正宗。但是其中亦有曾经留学日本，或进过新式学堂的，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时代的知识与观念。他们大多家道殷富，是社会的中坚势力。他们的年龄，平均在四十岁上下，正是有为之时。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是当前救国之道，受政论家梁启超的启发，更使他们笃信立宪是可以实行，势在必行的。他们要求早日召开国会，实现君民共治的理想。不幸他们再三受到挫折，心理为之大变，转而同情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之后，他们的行动举足轻重。
立宪派人既受儒家传统观念与西方新知的影响，而这两种思想，有时互相冲突，有时相辅相成，颇能产生某些一定的作用。例如忠君观念，千余年来，根深蒂固，士绅是朝代政权的拥护者，甚少有人作“离经叛道”之想，延至清末，亦不例外。但是新知识使他们感到国家势处危亡，看出了传统政治的不足以有为，必须求变。传统思想是保守的，新知识是进取的，彼此有难以融合之处。士绅是统治阶层的继起者，随时希望进入政府。当他们获得一些新知之后，常常据以批评掌权者的无能，主要目的即在早日接掌政权。换而言之，士绅是争权的，新知扩大了他们的权力观念，进而积极争取，这是新知与传统观念相辅相成之处。立宪便是传统观念与新知结合的权力运动。由此可知，立宪运动是士绅阶层本身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争民权，但不一定是真正为全国人民而争。这种狭隘的权力运动，比之西方人争大众的幸福(happiness)的运动，相去颇远。
然而有一点必须注意的，即士绅所信奉的儒家思想，教导他们爱护袍泽，推己及人。如果此一运动继续发展，何尝没有演变成为全民政治的可能。不过在向统治者争取权力的初期，他们自身的利益在先，人民的利益在后，尤其士绅大都家道殷富，他们倡言“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不无为自身利益打算的念头。
请愿国会，是士绅向统治者要求权力的运动。而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似乎并不把士绅放在眼中，以士绅的地位多得之于统治者，他们必须在现状下始能保有其地位。但士绅既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并非如统治者所想象的驯顺，于是双方便不免发生冲突。
立宪派揭露统治者的腐败，指责旧秩序的不合理，统治者无以自解，不得不稍作让步。但是有限度的让步，并不能满足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运动。立宪派人一再制造口实，猛烈攻击，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最为凌厉，清政权的解体，此为导因之一。社会学家密尔士(C. Wright Mills)说： 一种新知识的不断滋长，一种新时代观念的广为传播，往往使统治者的措施愈来愈为错乱，愈为把持不定。立宪派要求国会，步步进逼，清廷时而退让，时而严拒，手忙脚乱，六神无主，正是如此。又如托克威耶(Alexis de Tocquiville)所说： 在集权的国家，绝不容许异端运动的产生，如果集权者稍一松手，集权政治便有瓦解的危机。立宪运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很显然的。
但是，立宪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运动。西方的人权运动，经过漫长的岁月始渐次实现，中国要想在短短数年之间，将西方制度移植过来，是不可能的。立宪派本身的缺点甚多： 第一，他们未能激起全国人民的响应，甚而不能得到整个士绅阶层的支持。他们争国会，说内忧外患严重，只有国会才能救亡。国会何以能救亡？在当时能够明白其中道理的，限于知识阶层而已。一个运动既不能全面激起一般群众的热情，其基础是薄弱的。第二，立宪派人虽然强调反对专制，却不能摆脱传统。他们希望多得权力，又怕失去了既有的地位。他们实未能了解“为理想而奋斗者常胜，不能脱离现实者常败”的群众运动原理。有舒适的生活环境者，难于为一种神圣的使命而力拼。第三，他们缺少一个真正的领袖。立宪派中似乎人人皆可为领袖，似乎又无人有完全领导的资格。一个杰出领袖应具备的条件是： 勇敢、反权力、铁一般的意志、热情、信仰坚定、相信个人的命运由自己决定、知人善任、得众人的信服。梁启超只是理论家。孙洪伊只有一方面的才具。张謇只能得一部分人的信仰。换言之，立宪派人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只有理论，而不能灵活运用。
虽然立宪运动注定要失败，但对辛亥革命仍有所影响。
革命的成败，时势的关系至大。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及纳粹的出现，否则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是不是会成为一世之雄，颇不易言。革命家在现代革命中固然占据显赫而重要的地位，但这种显赫与重要，并不包括革命的准备。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不待胜利者进攻，专制君王已先倒了下去。胜利者惊讶他们的胜利得来何其容易，更惊讶其对手不堪一击。辛亥革命何尝不是如此，推翻清廷不过是百余日之间的事。如果不能发现革命的时势已成，如何给予解释？
所谓时势，除了统治者自身的腐化外，舆论是最大的制造力量。只有舆论才能揭露统治者的斑斑劣迹。有人说，革命发生之前梁启超是革命党的“宣传部长”，是革命党的代言人。如若这非过甚之词，谘议局成立后，革命党也就多了无数的宣传者与代言人。自来革命活动，有计划的(planning)与无意识的(spontaneity)两种。立宪派人指责清廷，要求国会，他们有意要求立宪，却无意之间刺激了革命。一般群众基本态度是保守的，他们不敢接受遽然的变动。因此他们对于激烈革命家的鼓吹与煽动，带着恐惧与怀疑的心理，往往视革命家为危险人物，甚至斥为叛逆，咒骂他们是不切实际的狂徒，很少会听信他们的宣传。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pp. 119120.列宁尝发觉他初期的革命不能接近群众，孙中山早年革命的处境何尝不如此。革命党的报刊被列为禁物，不能公开传布。只有立宪派的言论，据有合法的地位，四处流布，其措词温和，其影响却深远。
立宪派人说了些什么有利于革命的话？最简单而扼要的，莫过于指责清廷的政治和财政败坏，无意改革。立宪派人要求国会和责任内阁，使清廷进退失据，而抨击其财政紊乱，更揭露了政府的鱼烂实情。西方的几次大革命，无不因赋税而导发。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登基之后(1624)，为了征税问题而与下院水火，引发了权利请愿，自此权力受到限制。美国的革命可以说始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法国路易十六召集贵族会议及三级会议，亦是为了征税问题与人民争执而引发了革命。清廷的财政困难，有过之而无不及。立宪派人指责清廷借债度日，官员贪污，政府的威信为之扫地，大大地影响人心的向背。
参加革命者，并不一定要躬冒矢石。革命的危机时期，理想主义者出而鼓吹，鼓吹的方式不一，有的由于宣示他的理想而促成了革命的直接爆发，有的虽不直接鼓吹，却间接促成了革命。两者固有轻重的不同，但在革命运动中皆属不可或缺。孙中山一派是革命的直接鼓吹者，梁启超指导下的立宪派是革命的间接助长者。梁启超痛恨革命，视革命如毒药。但他也承认毒药固可以致人于死，同时亦可治病。清廷病入膏肓，一剂毒药，国家或可得救于万一。此类言论，虽不革命，等同革命。
再者，一个运动的性质很难加以限定。运动的表面看似单纯，实际却包含着种种不同的因素。希伯来人出埃及，可以说是奴隶的暴动，也可以说是宗教的、民族的运动。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带着宗教的意味。立宪运动是和平的改革运动，但它的发展，又具有革命的特性，因为立宪派人持论与政府相对立，于不知不觉的演变中倾向同情革命，有利革命。赵凤昌尝说：“清室以立宪诳国民，国民亦以立宪诳清室，所求在此，所得在彼。”赵凤昌，〈“惜阴堂笔记”〉，《人文月刊》，卷2期8（1931年10月）。结果立宪运动为之变质。
立宪派最后卷入了革命。由于失望于清廷，他们放弃了拥护帝制的初衷。此一改变，关系着革命爆发的迟速，因为政治的稳定与否，常视上层社会的心理状态而定。有社会地位者，不像布衣粗食者，永远沉默于他人的统治之下。不反抗则已，一旦持反对立场，往往牵动全局。他们所感到的不满，并非物质的而是心理的。从心底发出的反抗，最能动摇整个旧社会的秩序。
革命发生后，首当其冲的是地方。各省谘议局是地方上的民意机构，议员如果不以官方的意志为意志，可能便是敌对的。他们是地方上的间接领导者，平时推进建设，乱时出而维持秩序。武昌起义后，由于他们心理上的变异，大多站在革命一边。
立宪派之赞助革命，固然出于失望清廷的心理，同时也想藉此表示前进。过去他们常常被指责为拥护传统的反革命者。他们虽不承认此种似是而非的批评，在潜意识中多少是有所歉疚的。蒲殿俊、汤化龙、谭延闿等之卷入革命漩涡中，便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以往革命与立宪间的鸿沟，谁能说他们不是革命的？张一麐说：“辛亥革命，皆以谘议局为发端。”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卷8，页38。指出了立宪派人之主动响应革命。
立宪派人卷入了革命，与革命党曾经有过妥协，由妥协而携手。但是除了数省始终如一的合作外，其余为时甚为短暂，有的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也不过三数月而已。这种短暂的合作，与所谓的“革命的弥月时期”颇相吻合。革命弥月时期的意义是，当革命发生后，专制政权被推翻了，革命成功的气氛出现了，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激烈斗争时期的过去，昙花一现的平静现象而已。在这时出而掌握政权的，大多数是有声望而较为温和的人。他们掌握政权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层出不穷的难题。他们要改革旧制度，要建立新制度，还要推行日常的政务。现实使他们不可能再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如果他过去是激烈的，必然转趋温和。如果他本来是温和的，显得更为稳健。但是温和与稳健，必定使激烈的不在位者为之不满。不满发生了，必定再有激烈的行动出现，将掌权者推倒。第二次的激烈行为，往往产生恐怖和屠杀。四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蒲殿俊等取得政权后，一时不能稳定局面，激烈者掀起浪潮，将他们从政治舞台上赶了下来。湖北汤化龙的处境更为典型。武昌起义，汤在各方面的运用与措置，有目共睹。但是他原本属于稳健者，被迫下台之后，与激烈的革命党公开分裂。这种分裂，是革命情势发展中无法避免的。
立宪派与革命党由合作而分裂，为必然的结果。任何革命在局势稳定之后，得势者往往以成功者自居。新得权力者，多以新贵的姿态出现。革命党与立宪派交恶已久，前者自不容许后者控制新的局面。立宪派多属士绅阶层，本其传统的权力观念，又焉肯轻易让步？几经周折，他们认为革命党难与共图大业，只有另寻在他们眼中有克瑞仕穆(charisma)的领导者袁世凯了。张謇的江浙派，且根本无意拥护孙中山，他们早已倾向于袁世凯。所以无论是革命党排斥立宪派，或立宪派轻视革命党，都是分裂的原因。事关双方利害者小，而影响民国的政局则十分深远。
辛亥革命是不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呢？单就推翻清朝政权，结束了数千年的专制政体而论，似乎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革命之后的大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全民政治的政府，如何从事建设，如何改良社会。一言以蔽之，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些虽然有人想到了，却未能立刻见诸实行。因此，又可说这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
革命何以不彻底？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恐怕就是立宪派人卷进革命之后，使此一运动不能勇往直前；该破坏的未能破坏，该建设的未能建设。就各省迅速宣布独立使清廷覆亡方面来看，立宪派自有其贡献。但是他们的保守终成了革命的一大障碍。北京紫禁城中仍然住着一位“皇帝”，此出于立宪派的安排。以旧官僚袁世凯为民国元首，亦为他们左右的结果。凡此皆象征着旧传统的延续，新制度的难以建立。
立宪派人的保守性大，妥协性亦大。与激进者，他们妥协，对守旧者，他们也妥协。因为他们一心拥护袁世凯，不得不多方面对袁迁就，于是革命不得不中道而止。拥出袁世凯之后，他们参加了统治阶层，使革命的气氛消失得更快，因而种下了日后的乱因。这与法国的革命一样。法国人见美国革命的容易，却不见本身根深蒂固的传统，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革命，恐怖、残杀层出不穷。辛亥革命以后多少走了同一的道路。
指责立宪派阻挠革命的人很多，但未能指出他们的阻挠是什么？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与政治不能得到改革，不能及时走向现代化，这才是他们的罪责，虽然只是一部分罪责。
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的，辛亥时期中国国际环境的险恶，有目共睹。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地要瓜分中国，只有知识分子看得最为真切。他们早已指出，动乱将予人可乘之机。而今革命发生了，他们已无法防止，所盼望的，是动乱不要扩大蔓延。他们在各省独立中的力图控制局势，虽是权力之争，亦是出于救时之心。革命没有变成混乱，避免了无谓的流血。他们力挽狂澜之功，是不能否认的。如果民清双方相持不下，南与北之间，省与省之间，派与派之间，攻战不停，中国又将会成了什么局面？保守的立宪派的影响力就在于此。惟中国未能及时彻底改革，他们又何尝没有责任？
结论
结论
清季国势阽危，激起了革命与立宪两大运动。就其结果而论，革命党是成功者，清朝被推翻了；立宪派是失败者，不仅理想未能实现，连所拥戴的偶像也消失了。
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者的结合，他们大多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以儒家的思想为正宗。但是其中亦有曾经留学日本，或进过新式学堂的，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时代的知识与观念。他们大多家道殷富，是社会的中坚势力。他们的年龄，平均在四十岁上下，正是有为之时。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是当前救国之道，受政论家梁启超的启发，更使他们笃信立宪是可以实行，势在必行的。他们要求早日召开国会，实现君民共治的理想。不幸他们再三受到挫折，心理为之大变，转而同情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之后，他们的行动举足轻重。
立宪派人既受儒家传统观念与西方新知的影响，而这两种思想，有时互相冲突，有时相辅相成，颇能产生某些一定的作用。例如忠君观念，千余年来，根深蒂固，士绅是朝代政权的拥护者，甚少有人作“离经叛道”之想，延至清末，亦不例外。但是新知识使他们感到国家势处危亡，看出了传统政治的不足以有为，必须求变。传统思想是保守的，新知识是进取的，彼此有难以融合之处。士绅是统治阶层的继起者，随时希望进入政府。当他们获得一些新知之后，常常据以批评掌权者的无能，主要目的即在早日接掌政权。换而言之，士绅是争权的，新知扩大了他们的权力观念，进而积极争取，这是新知与传统观念相辅相成之处。立宪便是传统观念与新知结合的权力运动。由此可知，立宪运动是士绅阶层本身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争民权，但不一定是真正为全国人民而争。这种狭隘的权力运动，比之西方人争大众的幸福(happiness)的运动，相去颇远。
然而有一点必须注意的，即士绅所信奉的儒家思想，教导他们爱护袍泽，推己及人。如果此一运动继续发展，何尝没有演变成为全民政治的可能。不过在向统治者争取权力的初期，他们自身的利益在先，人民的利益在后，尤其士绅大都家道殷富，他们倡言“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不无为自身利益打算的念头。
请愿国会，是士绅向统治者要求权力的运动。而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似乎并不把士绅放在眼中，以士绅的地位多得之于统治者，他们必须在现状下始能保有其地位。但士绅既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并非如统治者所想象的驯顺，于是双方便不免发生冲突。
立宪派揭露统治者的腐败，指责旧秩序的不合理，统治者无以自解，不得不稍作让步。但是有限度的让步，并不能满足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运动。立宪派人一再制造口实，猛烈攻击，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最为凌厉，清政权的解体，此为导因之一。社会学家密尔士(C. Wright Mills)说： 一种新知识的不断滋长，一种新时代观念的广为传播，往往使统治者的措施愈来愈为错乱，愈为把持不定。立宪派要求国会，步步进逼，清廷时而退让，时而严拒，手忙脚乱，六神无主，正是如此。又如托克威耶(Alexis de Tocquiville)所说： 在集权的国家，绝不容许异端运动的产生，如果集权者稍一松手，集权政治便有瓦解的危机。立宪运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很显然的。
但是，立宪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运动。西方的人权运动，经过漫长的岁月始渐次实现，中国要想在短短数年之间，将西方制度移植过来，是不可能的。立宪派本身的缺点甚多： 第一，他们未能激起全国人民的响应，甚而不能得到整个士绅阶层的支持。他们争国会，说内忧外患严重，只有国会才能救亡。国会何以能救亡？在当时能够明白其中道理的，限于知识阶层而已。一个运动既不能全面激起一般群众的热情，其基础是薄弱的。第二，立宪派人虽然强调反对专制，却不能摆脱传统。他们希望多得权力，又怕失去了既有的地位。他们实未能了解“为理想而奋斗者常胜，不能脱离现实者常败”的群众运动原理。有舒适的生活环境者，难于为一种神圣的使命而力拼。第三，他们缺少一个真正的领袖。立宪派中似乎人人皆可为领袖，似乎又无人有完全领导的资格。一个杰出领袖应具备的条件是： 勇敢、反权力、铁一般的意志、热情、信仰坚定、相信个人的命运由自己决定、知人善任、得众人的信服。梁启超只是理论家。孙洪伊只有一方面的才具。张謇只能得一部分人的信仰。换言之，立宪派人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只有理论，而不能灵活运用。
虽然立宪运动注定要失败，但对辛亥革命仍有所影响。
革命的成败，时势的关系至大。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及纳粹的出现，否则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是不是会成为一世之雄，颇不易言。革命家在现代革命中固然占据显赫而重要的地位，但这种显赫与重要，并不包括革命的准备。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不待胜利者进攻，专制君王已先倒了下去。胜利者惊讶他们的胜利得来何其容易，更惊讶其对手不堪一击。辛亥革命何尝不是如此，推翻清廷不过是百余日之间的事。如果不能发现革命的时势已成，如何给予解释？
所谓时势，除了统治者自身的腐化外，舆论是最大的制造力量。只有舆论才能揭露统治者的斑斑劣迹。有人说，革命发生之前梁启超是革命党的“宣传部长”，是革命党的代言人。如若这非过甚之词，谘议局成立后，革命党也就多了无数的宣传者与代言人。自来革命活动，有计划的(planning)与无意识的(spontaneity)两种。立宪派人指责清廷，要求国会，他们有意要求立宪，却无意之间刺激了革命。一般群众基本态度是保守的，他们不敢接受遽然的变动。因此他们对于激烈革命家的鼓吹与煽动，带着恐惧与怀疑的心理，往往视革命家为危险人物，甚至斥为叛逆，咒骂他们是不切实际的狂徒，很少会听信他们的宣传。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pp. 119120.列宁尝发觉他初期的革命不能接近群众，孙中山早年革命的处境何尝不如此。革命党的报刊被列为禁物，不能公开传布。只有立宪派的言论，据有合法的地位，四处流布，其措词温和，其影响却深远。
立宪派人说了些什么有利于革命的话？最简单而扼要的，莫过于指责清廷的政治和财政败坏，无意改革。立宪派人要求国会和责任内阁，使清廷进退失据，而抨击其财政紊乱，更揭露了政府的鱼烂实情。西方的几次大革命，无不因赋税而导发。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登基之后(1624)，为了征税问题而与下院水火，引发了权利请愿，自此权力受到限制。美国的革命可以说始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法国路易十六召集贵族会议及三级会议，亦是为了征税问题与人民争执而引发了革命。清廷的财政困难，有过之而无不及。立宪派人指责清廷借债度日，官员贪污，政府的威信为之扫地，大大地影响人心的向背。
参加革命者，并不一定要躬冒矢石。革命的危机时期，理想主义者出而鼓吹，鼓吹的方式不一，有的由于宣示他的理想而促成了革命的直接爆发，有的虽不直接鼓吹，却间接促成了革命。两者固有轻重的不同，但在革命运动中皆属不可或缺。孙中山一派是革命的直接鼓吹者，梁启超指导下的立宪派是革命的间接助长者。梁启超痛恨革命，视革命如毒药。但他也承认毒药固可以致人于死，同时亦可治病。清廷病入膏肓，一剂毒药，国家或可得救于万一。此类言论，虽不革命，等同革命。
再者，一个运动的性质很难加以限定。运动的表面看似单纯，实际却包含着种种不同的因素。希伯来人出埃及，可以说是奴隶的暴动，也可以说是宗教的、民族的运动。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带着宗教的意味。立宪运动是和平的改革运动，但它的发展，又具有革命的特性，因为立宪派人持论与政府相对立，于不知不觉的演变中倾向同情革命，有利革命。赵凤昌尝说：“清室以立宪诳国民，国民亦以立宪诳清室，所求在此，所得在彼。”赵凤昌，〈“惜阴堂笔记”〉，《人文月刊》，卷2期8（1931年10月）。结果立宪运动为之变质。
立宪派最后卷入了革命。由于失望于清廷，他们放弃了拥护帝制的初衷。此一改变，关系着革命爆发的迟速，因为政治的稳定与否，常视上层社会的心理状态而定。有社会地位者，不像布衣粗食者，永远沉默于他人的统治之下。不反抗则已，一旦持反对立场，往往牵动全局。他们所感到的不满，并非物质的而是心理的。从心底发出的反抗，最能动摇整个旧社会的秩序。
革命发生后，首当其冲的是地方。各省谘议局是地方上的民意机构，议员如果不以官方的意志为意志，可能便是敌对的。他们是地方上的间接领导者，平时推进建设，乱时出而维持秩序。武昌起义后，由于他们心理上的变异，大多站在革命一边。
立宪派之赞助革命，固然出于失望清廷的心理，同时也想藉此表示前进。过去他们常常被指责为拥护传统的反革命者。他们虽不承认此种似是而非的批评，在潜意识中多少是有所歉疚的。蒲殿俊、汤化龙、谭延闿等之卷入革命漩涡中，便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以往革命与立宪间的鸿沟，谁能说他们不是革命的？张一麐说：“辛亥革命，皆以谘议局为发端。”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卷8，页38。指出了立宪派人之主动响应革命。
立宪派人卷入了革命，与革命党曾经有过妥协，由妥协而携手。但是除了数省始终如一的合作外，其余为时甚为短暂，有的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也不过三数月而已。这种短暂的合作，与所谓的“革命的弥月时期”颇相吻合。革命弥月时期的意义是，当革命发生后，专制政权被推翻了，革命成功的气氛出现了，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激烈斗争时期的过去，昙花一现的平静现象而已。在这时出而掌握政权的，大多数是有声望而较为温和的人。他们掌握政权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层出不穷的难题。他们要改革旧制度，要建立新制度，还要推行日常的政务。现实使他们不可能再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如果他过去是激烈的，必然转趋温和。如果他本来是温和的，显得更为稳健。但是温和与稳健，必定使激烈的不在位者为之不满。不满发生了，必定再有激烈的行动出现，将掌权者推倒。第二次的激烈行为，往往产生恐怖和屠杀。四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蒲殿俊等取得政权后，一时不能稳定局面，激烈者掀起浪潮，将他们从政治舞台上赶了下来。湖北汤化龙的处境更为典型。武昌起义，汤在各方面的运用与措置，有目共睹。但是他原本属于稳健者，被迫下台之后，与激烈的革命党公开分裂。这种分裂，是革命情势发展中无法避免的。
立宪派与革命党由合作而分裂，为必然的结果。任何革命在局势稳定之后，得势者往往以成功者自居。新得权力者，多以新贵的姿态出现。革命党与立宪派交恶已久，前者自不容许后者控制新的局面。立宪派多属士绅阶层，本其传统的权力观念，又焉肯轻易让步？几经周折，他们认为革命党难与共图大业，只有另寻在他们眼中有克瑞仕穆(charisma)的领导者袁世凯了。张謇的江浙派，且根本无意拥护孙中山，他们早已倾向于袁世凯。所以无论是革命党排斥立宪派，或立宪派轻视革命党，都是分裂的原因。事关双方利害者小，而影响民国的政局则十分深远。
辛亥革命是不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呢？单就推翻清朝政权，结束了数千年的专制政体而论，似乎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革命之后的大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全民政治的政府，如何从事建设，如何改良社会。一言以蔽之，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些虽然有人想到了，却未能立刻见诸实行。因此，又可说这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
革命何以不彻底？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恐怕就是立宪派人卷进革命之后，使此一运动不能勇往直前；该破坏的未能破坏，该建设的未能建设。就各省迅速宣布独立使清廷覆亡方面来看，立宪派自有其贡献。但是他们的保守终成了革命的一大障碍。北京紫禁城中仍然住着一位“皇帝”，此出于立宪派的安排。以旧官僚袁世凯为民国元首，亦为他们左右的结果。凡此皆象征着旧传统的延续，新制度的难以建立。
立宪派人的保守性大，妥协性亦大。与激进者，他们妥协，对守旧者，他们也妥协。因为他们一心拥护袁世凯，不得不多方面对袁迁就，于是革命不得不中道而止。拥出袁世凯之后，他们参加了统治阶层，使革命的气氛消失得更快，因而种下了日后的乱因。这与法国的革命一样。法国人见美国革命的容易，却不见本身根深蒂固的传统，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革命，恐怖、残杀层出不穷。辛亥革命以后多少走了同一的道路。
指责立宪派阻挠革命的人很多，但未能指出他们的阻挠是什么？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与政治不能得到改革，不能及时走向现代化，这才是他们的罪责，虽然只是一部分罪责。
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的，辛亥时期中国国际环境的险恶，有目共睹。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地要瓜分中国，只有知识分子看得最为真切。他们早已指出，动乱将予人可乘之机。而今革命发生了，他们已无法防止，所盼望的，是动乱不要扩大蔓延。他们在各省独立中的力图控制局势，虽是权力之争，亦是出于救时之心。革命没有变成混乱，避免了无谓的流血。他们力挽狂澜之功，是不能否认的。如果民清双方相持不下，南与北之间，省与省之间，派与派之间，攻战不停，中国又将会成了什么局面？保守的立宪派的影响力就在于此。惟中国未能及时彻底改革，他们又何尝没有责任？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