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赐香，女，网名三糊涂。现在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其历史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被人戏称为“历史顽主”，自称平生要务为：拆历史的墙角，探文化的陷阱。“引起正统史学者的一点惊慌，搅得读者心有些乱，最终引起他们的思考，我就满意了。”其文字酣畅犀利，观点新颖独特，袁伟时、吴思、鄢烈山等学者对其作品多有赞誉，其作品也深得网民和读者的追捧和喜爱。
　　著有《我是如此美丽》、《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糊涂读史》等。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是对1840-1842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一种全景式解读。全书将第一次鸦片战争放在了国际大背景之下，展现了19世纪中叶世界广角镜下的实力格局，详细描述了中英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战前准备、战争经过、战后的结果及影响等，并引用了大量史实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使读者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有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了解和认识。英国对大清：单相思很久了情人眼里出西施，英国人把大清当西施了，自是不错，但大清朝从未把英国人看作是范蠡。英国如此摸大清，感觉是在向它表示自己的好感；大清如此被摸，感觉对方是在向自己耍流氓。西方第一号现代工业强国VS东方第一号原始农业大国。大清只有清官与含官，八股文与文字狱，明君与昏君，经年不变的牛拉犁，颤巍巍的小脚女人，真名士自风流、假名士自下流的各色文人。对了，还有那吞云吐雾的大量烟民。除此之外，它还能产出什么呢？
　　
　　鸦片：大清人民就爱这一口
　　英国送来恁多西洋玩意儿，中国人却独独爱上了鸦片！中国政府禁教能成功，禁鸦片却愣是禁不住！证明：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道光：一个人的抗战
　　可怜的道光，“投降三人组”在跟英夷抛媚眼的间隙，时不时地回过头来糊弄他，希望他尽快明白：咱大清公司的实力远远不如大英公司，你得割肉补仓。

　　吴思说，端木赐香“用历史给人物和语言照镜子”。她的文字能使读者身临其境，成为历史的“局内人”。
　　十年砍柴说，她的作品是“最好看、最真实的‘历史评书’”，拿幽默当武器，用史料作子弹，不仅揶揄了历史的悲喜，更担当着一份切肤之痛。

　　第一章  大英与大清，不是冤家不碰头
　　维多利亚女王VS道光皇帝
　　1840年至1842年，大清帝国的道光皇上很郁闷。
　　拥有4亿人口、90万常备军、1000多万平方公里江山的天朝上国被一个小女人领导的蕞尔小岛上的蕞尔小国给打了，被迫签下了不情不愿的《南京条约》。这个小女人名叫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后来被称为“欧洲的祖母”；这个蕞尔小岛叫大不列颠岛，全部国土面积仅20多万平方公里，略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一个广西省；这个蕞尔小国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称英格兰，或曰英吉利，全部人口仅4000万，陆军14万，加上用于内卫的国民军，算是有20万的常备军。
　　身为帝国法人代表，道光皇上不郁闷能说得过去吗？大清，一直以全球老大自居来着。现在可好，突然从不知名的角落里冒出一个不知名的英吉利，频频来大清国门口骚扰；骚扰还不算，竟然带着仨瓜俩枣的人马闯进来了；闯进来还不算，还逼我大清签订一个什么劳什子条约，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个《南京条约》，我们都习惯叫它不平等条约。为什么叫不平等呢？
　　签订的程序不平等。用法律术语来讲，这叫程序不公正。打个比方，即使您是出于好心，比如要白给我100万两白银，那也得经过我同意啊。我不同意，您愣给，俺不接您就打，逼俺接了，那就叫不平等，欺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嘛。
　　条约的实际内容不平等。用法律术语来讲，这叫实体不正义。《南京条约》总计13项条款，有割地、赔款、释放英囚、赦免汉奸、大英与大清国体平行、五口通商、废除广州行商、制定新关税等多项内容。这些内容如何不平等，还真不好掰扯。蒋廷黻先生曾经概括过，当时的大清不但不承认所谓的国际规则，它的眼里，简直没有所谓的国际的存在。所以大清所谓的平等，就是其他国家都得在他面前装孙子，都得三跪九叩，都得认大清为老大，否则不叫平等。英国政论作家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有句经典：“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有一种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而大清，就是动物庄园里要求更平等的那一种动物。要求不来这个更平等，对大清来讲，那不就是不平等了吗？比如通商，虽然英国流行自由贸易主义，认为天赋人权，自由贸易也是人类的天赋原则，但是大清承认什么天赋人权和天赋原则啊，它只承认天赋皇权与皇权绝对的原则。比如闭关锁国、垄断贸易、明税之外交不完的杂税，那都是我天朝内政，你爱来不来，来了还嫌俺不够自由并逼俺一道跟尔自由，成何体统？买卖要双方情愿，非得与俺做生意，羞也不羞？比如释放英囚，我们古代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规矩，可你这英囚是俘虏，是放下武器的敌人，对你还讲什么人权？
　　更严重的是，大英与大清从此国体平行、官员平等；照会上凡出现道光皇上要抬格两字的尊荣，维多利亚女王也得享受；中英两国官员文书往来，也得按官职平行对待……
　　反了天了，大清立国200多年，哪受过这等鸟气？当时的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看到《南京条约》的抄本，割地、赔款他不怎么郁闷，他最郁闷的是“夷妇与大皇帝并书”这一条。臣子郁闷，道光皇帝更郁闷，堂堂的大清皇上，沦落到与一个“黄毛夷妇”平起平坐的份儿上，这脸可是丢大了。可怜的道光无缘看到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海军上尉宾汉所著的《英军在华作战记》，如果他看到了，可能得心绞痛的，因为这个英国大兵在作战记的末尾洋洋得意地宣布：
　　“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否认中国已经俯伏在英国女王的脚下！”“中国被一个女子征服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318页）
　　我晕，俯伏还不够，还俯在人家黄毛夷妇脚底下，道光皇上要吐血了！老脸往哪儿摆？还怎么好意思“皇上圣明”？
　　事实上，早在签订条约的3个月之前，道光就开始屈尊，不耻下问了。他在扬威将军奕经的折子上批了几条批语，希望他的大将军能给他一个完满的回答。有关英国女王这么个黄毛夷妇，他问得最细：
　　“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52～1753页）
　　这问题问得那是相当的弱智。问题是，这么弱智的问题，不说奕经回答不好，就是全大清的士大夫加一块，也解析不出来啊。大清遭遇大英，那是鸡遇上了鸭。
　　这些问题中，道光最纳闷的，首先就是夷妇如何做得了一国之主这等夷俗。因为大清国流行性别歧视，母鸡不得司晨，否则家国不兴。道光不知道，人家英国的母鸡司起晨来并不比公鸡弱，而且还用不着像中国的老母鸡武则天那般竖着鸡毛天天与成群的公鸡们斗智斗狠。比如维多利亚这只小母鸡坐上英国王位，就很有程序、很能拿到台面上、很具英式风度。英国在1701年通过了一个《王位继承法》，规定王位继承者必须是新教徒。该法还确立了长子继承原则和男性优于女性原则。王位根据年长顺序传给已故国王的儿子；如无子，则传给女儿；如无子女或后裔相隔很远，则传给旁系亲属或其后裔。英国没有儒家文化，没有宗法制度，不但女儿可以继承王位，就是女婿都行。只要跟王室血统沾一点边，就有希望。更关键的是，人家没有偷偷摸摸，一切都是公开的，在大家可以监督的程序下进行。当然，维多利亚之所以能混上英国王位，背后也有所谓的国情原因，那就是英国国王都得遵循一夫一妻制。不但一夫一妻，而且这一夫一妻还大都是近亲结婚，导致两口子生养不多甚至不生养或者生养了但孩子有些毛病。有那风流国王，在外面和情妇倒是生养颇多，且生养的孩子个个聪明，可英国的王位继承没有私生子女的份儿。于是乎，英国的王位继承人不但候选人稀缺，且这些候选人资质平平，很难出现圣明君主康熙、乾隆之类的天朝国货。更严重的是，说不定哪一天，英国王位就轮到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身上了，玩得很玄。就说维多利亚吧，她是与乾隆同时代的那个神经病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孙女，由于自己的大爷大娘们包括她自己的父亲集体不争气，不是早逝，就是无后，所以她就捡了个大笨枣，做了英国的女王。
　　相形之下，大清这方面虽然也有规则，但它的规则让人感觉拿不到桌面上来。早些时候，中国龙墩传承并行父死子及和兄终弟及两路。这种继承法很不好玩，有些乱套，于是商晚期的统治者鼓捣出一个嫡长子继承制。后来，赵匡胤和他弟弟赵光义不信邪，搞复古，闹了一出兄终弟及，后果很严重，从此，赵老大的子孙就没戏唱了不说，老兄还死得不明不白，民间都怀疑老弟拿着家伙把老兄给锤了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嫡长子继承制就非常好玩，也有不好玩的地方。比如朱元璋坚持嫡长子继承制，没有嫡长子，就传长孙，但是人家排在老四的朱棣就愣不服劲儿，不服劲儿的结果就是取建文而代之。清朝入关前后，由于是创业的非常时期，所以这个王位的传承有些稀里糊涂，潜规则可能是实力决定屁股。到了康熙时代，皇上觉得龙墩问题得有个说法了，你说一家子在全国臣民面前你争我抢、你砍我杀的，忒不好看不说，还怎么好意思教育国民们仁义礼智信？所以就模仿大明的嫡长子继承制，立了皇太子。结果，问题又来了，康熙儿子多，大家都瞪眼守候呢，皇太子也觉得不安稳，于是，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开始了阳谋。乘乱的当口，身为老四的胤禛浑水摸鱼，居然当上了大清皇帝，这龙椅来之不易。兄弟互相残杀，血流成河，不厚道不说，还影响大国形象。有鉴于此，雍正想了一个秘密立储的办法。具体规矩是：现任皇上秘密写下接班人的名字（是不是嫡长子倒不在乎了，择优而立），置于专门的锦匣之中，藏于乾清宫最高处一匾额之后，老皇帝驾崩前，再派专人取匣示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供匣藏身的匾上有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正大光明”，这四个大字乃清世祖顺治亲笔书写。老实说，把接班人的选定搞到见不得人的境界，搞到被窝里、裤裆里，搞得鬼鬼祟祟的，然后标榜“正大光明”，这种自打嘴巴、严重挑战民众智商与情商的事情，大清王朝做得面不改色心不跳，突出体现了中国政治阴阳两个层面的滑稽意味。
　　而道光本人混上皇帝岗位当然也不例外，照样是正大光明偷偷摸摸地被老皇上钦定下来的。不过倒是侧面说明，道光皇上能被选中，好歹还算是因了资质上乘。道光皇帝绵宁（绵宁做了皇上以后，改叫旻宁。因为祖父乾隆有交待，做了皇上之后，百姓得避皇上讳。而“绵”字百姓用得太多，所以须改为不常用的“旻”字，也算是对百姓的一种体恤吧）小的时候，就因智勇双全而深受乾隆喜欢了。道光6岁读书，先学四书五经，后读《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圣祖圣训》、《开国方略》等。一目十行，经史通融。不说学富五车，至少有三车半吧；不说著述颇丰吧，但仅登基前的诗文就写了40卷，出版上、中、下一套的《道光文选》应该是没问题的。8岁的时候，具体来讲是1789年，道光就出名了。当年，乾隆爷爷率领皇子皇孙们在木兰围场狩猎比武。在校射场上，爱新觉罗?绵宁连发两箭，两中靶心。皇爷爷乾隆高兴得当场下谕：小家伙如果连中三箭，就赏其皇马褂。小家伙不慌不忙，张弓搭箭，射出后又中靶心。在众人的赞叹下，小家伙收起弓箭，跪倒在皇爷爷乾隆面前。爷爷直夸这孙子不失满族家风，并故意逗问他想要什么。小家伙想要什么，心里明镜似的，但他长跪不起，就是不回话。爷爷当然知道小家伙的意思，命随行人员速赏皇马褂。由于事先没有准备，一时找不到小马褂，只好赏给小家伙一个大马褂，乾隆皇爷爷高兴地将小家伙一把抱起。这种异常的亲昵，也反映了绵宁的资质。10年之后，也就是1799年，爱新觉罗?绵宁被父亲嘉庆“正大光明”地秘密指定为皇位接班人。
　　32岁的时候，绵宁又出了一次名，当时是1813年，天理教农民叛乱。200多乱民打进了紫禁城，当时嘉庆皇帝正在木兰秋围，绵宁先行而归，正在上书房读书，闻听有变，急命太监取鸟枪腰刀，在养心殿下，连毙两名乱民。另有一种说法，说太监与乱民相通，递给绵宁的鸟枪内装的是空弹。绵宁急中生智，取下衣服上的铜扣作弹，将翻墙的乱民击毙，吓得其他乱民纷纷退下。稳定局势之后，绵宁做出如下动作：
　　急草奏章，飞报父皇禁门之变情形；命关闭城门，各路官军入宫捕贼；至后宫安抚皇母，并令弟弟小心守护；亲自带兵出宫访查……
　　两天一夜之后，绵宁顺利平叛。嘉庆皇帝回来后，对皇子的嘉奖到了笔墨难宣的程度：封绵宁为智亲王，封其所使用的鸟枪为“威烈”。除了精神鼓励，还有物质奖励，给绵宁发双份工资，每年增加年薪1.2万两。
　　绵宁做了皇上以后，最大的武功是平定张格尔的叛乱。张格尔，生于中亚地区的浩罕王国。这家伙本名和卓?亚海亚，尊称“张格尔和卓”，翻译过来就是“世界的和平”。这尊称有些意思吧？在大清眼里，张格尔的祖父们都是专职的地方恐怖分子。其爷爷乃大和卓布拉呢敦，其爷爷的弟弟乃小和卓霍集占。张格尔的这两个爷爷跟道光的爷爷乾隆对着干，闹叛乱，被乾隆灭了。大和卓的儿子、张格尔的父亲萨木克在大、小和卓灭亡后出逃葱岭西边的浩罕国，清政府每年拿一万两白银，让浩罕国国王代为监视萨木克。张格尔也算是继承祖业吧，早年曾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留过学，而阿富汗受英国的控制。张格尔呢，接受英国人的顾问、训练和武器，算是大英给大清培训的第一批恐怖分子啦。他从道光登基的那一年，一直捣乱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动用了杨遇春、杨芳等老将，与张格尔结结实实地干了几次硬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把张格尔弄到北京，凌迟处死了。道光比上祖宗们，也算小有武功吧？
　　阎崇年教授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说道光皇上“无知无勇”，其实，道光的资质虽然不可能超过他的爷爷乾隆，但就凭上述这三件事，怎么着也算是智勇双全了。
　　可是，智勇双全的道光碰上“黄毛夷妇”维多利亚，资质再上乘，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因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决定了国王是个白痴，也不影响英国的国事；其两党制和责任内阁制，又决定了其实际的最高行政首脑必是全国最优秀的那个人。这种体制集中的全是精华，调动的则是全国的力量与资源，不像大清，仅是皇宫里挑个最优秀的皇子，让他一个人忙乎国计民生，来对付擅长于瞒、哄、骗的众大臣，做吴思所谓的东方式的“冤大头”皇上。
　　依现在的眼光来看，道光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即维多利亚有没有婆家，就很可笑了。英国女王有没有婆家，与中英开战没有关系；人家就算沦为老处女，也不至于因为情绪郁闷而拿大清开涮；英国女王有没有婆家，更与中英双方的国力没有关系。因为她婆家再能，也不至于给她送原子弹当聘礼。不过既然道光不耻下问了，我们还是得解释一番的。事实上，道光问此问题的时候，丫头刚刚结婚不久，正幸福得发晕呢。
　　1840年2月，维多利亚女王穿上洁白的婚纱（洁白婚纱从此流行）与自己的表兄阿尔伯特结婚。阿尔伯特乃是维多利亚舅舅家的孩子，来自德国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这表兄阿尔伯特被人誉为“流动的百科全书”，其外在的风度与内在的学识让维多利亚为之着迷。小女王在自己的日记里感谢上帝，说她“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她给自己的舅舅写信，向她显摆自己是“多么的开心，多么的幸运，多么的骄傲……拥有了阿尔伯特这么完美的丈夫”！她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良宵！我最最亲爱的阿尔伯特和我肩并肩地坐在脚凳上，他那激情洋溢的爱恋和柔情让我感到无比的爱意和幸福，这一切我想都没想过。他的双臂紧紧地拥抱着我，我们一次次地亲吻！他英俊的容貌和甜蜜的柔情让我陶醉……有夫如此，我复何求！”她说：“他的爱情和温柔比一切都重要，每次亲吻他柔滑的脸颊，或是吻上他的双唇都是一种无上的快乐……哦！我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小女王确实很幸福：她和丈夫外出旅游；她在宫廷里开办舞会；她把贵族青年邀请过来，进行生日聚会；她与丈夫在晚餐前做小游戏，打板球或羽毛球，还跟孩子们嬉闹；阿尔伯特有时跑到外面搭猪圈，回来给她朗诵《苏格兰宗教史》，或者在她面前掂着脚尖学跳芭蕾，或者在走廊里与孩子们捉迷藏；她也可以和迈尔本首相出外骑马（这个时候，首相的妻子正和英国著名的大诗人拜伦在一块儿鬼混呢，老首相虽然对自己的老婆已构不成魅力，但是他的绅士风度却让小女王为之着迷）；每天她也需要看好多公文，需要签好多字，但是她喜欢，她乐意做这样的事。当然，女王也会和丈夫生气，有一次，两人吵架之后，女王想要和好，但丈夫闭门不出，不见女王。女王主动道歉，去敲丈夫的门。丈夫问是谁，维多利亚回答说是女王。门没有打开，又敲了几次，里面没有反应。女王明白了，马上换了温柔的腔调说：“对不起，亲爱的，我是你的妻子。”于是，门立刻打开了……这些故事告诉我们，维多利亚既享受了做女王的尊荣，又享受了平凡女人才能拥有的那种世俗的幸福，这种尊荣与幸福，不知道光是否羡慕？他可知道，这个世界上，国王还有另一种活法，所谓人的活法？
　　众所周知，中国皇帝都不是人干的。不说其他，单说后宫的母老虎，就令一般好汉招架不住。《周礼》明确规定，天子后宫的规模应该是：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是有名有位的，实际运作中，理论层面上，每一个宫女都是皇帝的女人，所以我们的皇帝都处于日理万机的严重的超负荷工作状态中，很不人道。晋武帝坐着羊拉的车子四处慰问他的娘子军，隋炀帝在迷楼里和她的娘子军藏猫猫。唐玄宗更是可怜，3万的干活，若一天接待一位女人的话，这3万女人得他老兄接待100年，辛苦到家了。可怜的道光帝虽然用不着陪老婆们捉迷藏，娘子军的编制也不算太超标，有名有姓有位的妃子也就十来个，但十来个也够呛啊！武松打虎打了一个，李逵在丧母的激愤情绪下，才打了4个——俩大俩小嘛。
　　1861年12月，阿尔伯特因伤寒而去世，女王“永失我爱”，这成为女王的致命伤痛。以后每逢丈夫的祭日，她都会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相同的话语：“你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的人生从此支离破碎。”她说，“世界已经死去了”，“他的观点就是我的法律”。
　　最后这句话，有些人认为太过分了。如果道光听了，可能会持同感的。这里牵涉到了道光最关心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阿尔伯特作为国王的配偶，在英国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呢？这还得拿英国的法律说事。按照英国《王位继承位》，阿尔伯特娶了英国的女王，那他就是英国籍了。准确地讲，应该是英籍德侨。按照英国法律，女王的丈夫没权参与政治，连去下议院旁听议员辩论都不行。1856年，维多利亚利用自己的女王地位，又是央求，又是逼迫，要求首相引导议会通过一个决议，破格封阿尔伯特为王夫（Prince Consort）。议会拖了一年后才同意。道光要知道，所谓的王夫，就是“现任英国女王的丈夫”，不知道会不会喷饭？
　　由上可以看出，维多利亚与道光最大的差距，就是他俩的政治生活与婚姻生活了，如果道光那种后宫生活也算婚姻生活的话。诸位会问了，两个人就没有一点共同之处？有。我觉得，两个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节俭。
　　小的时候，维多利亚总是穿同一套衣服。小姑娘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女人频繁变换服饰不仅是挥霍浪费，而且是一种不良的品行。当然，这个时候她想奢侈也没门儿，因为她出生8个月的时候，她的父亲就死了，给家里留下一屁股的债务。所以小时候的维多利亚，就是一个灰姑娘，当然成为女王后，并不意味着她就变成白天鹅了，因为小姑娘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叫美女。一般的女人，在有了条件之后，可能就要选择做珠宝首饰和美丽时装的展台了，人长得不晃眼，起码那些首饰和衣服可以晃人眼吧。但维多利亚明显缺少这种偏好，做了女王之后的她在服饰上仍然很俭朴，至于王冠上价值连城的珠宝，那仅仅是职业要求，此外别无他意。当然，维多利亚想奢侈，硬件也是有限的。英国早在中古时代，就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国王靠自己收入生活”。按照这个原则，国王像其他封建庄园的领主一样，所有花费只能出自自己的领地，即自己直接管辖和经营的王室领地。对于王室之外的土地和农民，国王很难从中拔出一根毛来。如果他们得知，中国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面向全国人民收土地税，他们会吓傻的。因为英国国王给自己的官员发工资，都得自己掏腰包。按英国的传统，英王只有在爆发战争或国内出现某种特殊情况时，才能面向全国收税。收税时，还必须向全体征税对象（这些对象的代理机构先是贵族会议，后是议会）说明征税理由，否则甭想拿到一个钢镚儿。比如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借口儿子封骑士、女儿出嫁，要求议会给自己拨9万英镑，议会大哗。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后来写下《乌托邦》、时仅26岁的莫尔在议会上发表了坚决反对的演讲，最后亨利七世只搞到3万英镑，羞人啊。亨利八世在位时期，作为国王的他在街上见了商人小约翰的运输车队，竟不无嫉妒地说：哼，这家伙比我还有钱！当然他是白嫉妒，不能像道光父亲嘉庆那般，嫉妒和大人，就可以找个罪名把他干翻，然后独吞他的财产。至于英国历史上非常厉害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虽然被自己国内的著名传记作家描述为一只凶狠的老母鸡——“这只凶狠的老母鸡一动不动地坐着，孵育着英吉利民族。这民族初生的力量，在她的羽翼下，快速地变成熟，变统一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但每根羽毛都竖了起来”——但老母鸡再凶，竖毛再多，也仅是对外，无法对内。伊丽莎白多次向议会要钱，议会多次不批。搞得这个童贞女王不得不缩紧裤腰带干革命，以至于她手下的大臣都嘲笑她是个小气鬼。你说议会把全国人民的钱袋子看得这么紧，英国国王不小气行吗？维多利亚做国王时，好歹可以拿工资了——“王室年俸”。这工资来之不易，需要追溯到英国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后，为了剥夺国王因给军队发薪饷而具有的控制军队的权力，避免军队吃国王的奶就听国王的话的风险，议会决定对国王实行“王室年俸”制度。
　　王室年俸，英语叫做“Civil List”。“civil”是“非军事的、文官的”的意思，“list”意为“名单”，合在一起，是指“文官名单”，即从国王那儿领薪金的文官人员的名单。英国国王只负责发放办公室工作人员、法官、大使、非武装人员的工资，军队的薪饷则由议会负责。这就是王室年俸的由来。最初，议会拨给国王的“王室年俸”为70万英镑。后来，乔治二世嫌少，议会又把他的工资增加到83万英镑。维多利亚他爷爷乔治三世聪明，跟议会商量：文职人员和武职人员的工资都应该由政府来支付，如果议会同意这样做，他情愿把有关税收，例如邮政税收和“国王地产”的收入如数交给政府，议会只需要每年发给王室一笔足够王室成员生活的费用就行了。
　　议会采纳了国王的建议，同意每年给乔治三世80万英镑。这样，王室年俸就变成了一笔政府拨给王室的生活费用，而不再包括文职人员的薪金了。后来，政府发现乔治三世“国王地产”的收入每年只有8.9万英镑，感觉自己亏大了：既要支付文职人员的薪金，又要支付给国王一家80万英镑的年俸，大大地不够本儿。因此，当乔治三世死后，议会趁新君登基之际，赶紧降了工资，将王室年俸削减到每年51万英镑。维多利亚女王登位时，议会借口女王年纪尚轻，且未婚，把年俸又削减为每年38.5万英镑。可怜的维多利亚，拿的工资比爷爷、大爷们差远了不说，比后任们也差远了，那咋奢侈啊？19世纪中期，中国的1两白银约等于美国的1.5~1.6美元，而1英镑约等于5美元。如此算来，维多利亚女王年薪，大约100万两大清白银，加上其他收入——领地收入和历代英王相传下来的固定资产，顶多算是小康水准吧。当然，维多利亚女王还有一项特权，那就是，全大英帝国，就女王不用交个人所得税。但是即使这样，维多利亚还是花钱有限，因为来钱有限啊！
　　我们道光爷的节俭比上维多利亚，却让人不知说啥才好。道光没有年薪，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时候的大清，年财政收入约4000万两白银，所以，理论上，道光皇上的年薪应该是4000万两白银才是。但是，这么富有的道光，居然把自己整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穿补丁衣服的皇帝。传说道光皇上想吃冰糖肘子，一问御膳房，竟然要50两银子，可怜的皇上只好作罢；传说道光皇上想喝碗粉汤，内务府的回复是，若做那样的粉汤，得盖一厨房，需经费6万两，若常年喝，还得再加经费一万五，吓得道光再也不敢说粉汤的事了；至于道光花在衣服上的补丁费，更是远远超过了大臣们。当时，皇上穿补丁衣服，大臣们也不敢含糊，纷纷效仿，在自己的膝盖上缝块圆绸布当作补丁。比如那个三朝元老、军机大臣曹振镛就实实在在地一直陪着道光皇上穿补丁衣服来着。道光与曹振镛还就补丁及其费用交流过心得体会，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老曹朝服上的补丁花了7钱银子，道光龙衣上的补丁居然花去5两银子。虽然给道光打补丁的内务府很有吃回扣、宰大户的嫌疑，但是身为一个皇上，关心一碗汤、一个补丁的价格，因价高而不敢吃一盘冰糖肘子，实在是天朝历史上百年不遇的奇怪现象。看道光皇上的肖像，一张小黄脸瘦得像猴子似的，活脱脱的尖嘴猴腮，明白底细的人应该知道，那是营养不良兼贫血，饿的啊！
　　日籍华人陈舜臣说：“对专制帝国来讲，皇帝的资质往往左右国家的命运。”（陈舜臣：《鸦片战争实录》中译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页）这里我们可以下判断了，此话50%正确。皇帝的资质确实主宰着专制国家的命运，但那是在中国的历史循环圈里。这话一旦放到国际大环境之下，放到两种文明、两种制度的格局之上，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一句话，皇帝资质再高，整个王朝却自绝于国际主流，面对新世界、新文明的挑战，照样玩不转！
　　《南京条约》签订的前一天，道光皇上在寝宫的台阶上散了一夜的步，唉声叹气，懊恼连天。可怜的道光，他不知道，英国对中国，那可是单相思很久了！
　　第三章  鸦片：大清人民就爱这一口
　　鸦片：大清人民就爱这一口
　　鸦片啊鸦片，为什么大清人民就那么爱您呢？
　　八股文、小脚女人、鸦片，近代中国三大陋习。三大陋习中，八股与缠足乃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鸦片属于完整意义上的舶来品。鸦片起先是药品，后来在中外人民的“集体智慧”下，演变成天朝上下的最爱。在此前后，英国人往天朝输入过钢琴、饭叉、睡衣、玻璃、钟表甚至上帝等各种洋玩意儿，但天朝人民并不怎么接受：1674年，英国商人来华，流泪赔本大甩卖，只卖了11匹布；1699年，英国的毛织品来华，东印度公司大班发现，没有中国人想买它；刀子、钟表，赔本能卖出去一些；钢琴、刀叉，赔大本也没有人买；至于睡衣、睡帽，更卖不出去了……
　　按有些中国学者的解释，英国商品卖不出手，乃是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对资本主义廉价工业品具有天然的抵抗能力。但是这些学者解释不了，为什么对于鸦片，天朝人民就没有天然抵抗力了。相反，天朝人民热烈拥抱鸦片！与此同时，当时的英国并不禁烟，因为英国臣民并没有迷上这玩意儿。鸦片战争前后，每年流入英国本土300箱鸦片，成为城市中下层阶级的麻醉剂。但是英国政府及民众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因为面对众多酒鬼，几个鸦片鬼似乎太微不足道了。当中国鸦片正泛滥的时候，英国的海岸缉私队也没闲着，50艘快船6000名缉私队员在英伦三岛周围忙着禁酒呢。在白酒与鸦片面前，英国人选择的是前者，中国人选择的是后者。而日本，与中国同样的条件下，也没有拥抱鸦片。所以，鸦片应该还有一个民族偏好因素在内，这是我们不好意思承认的。难不成，鸦片，天朝人民就爱这一口？
　　近代中国到底出了多少烟民，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黄仁宇先生说过，中国向来缺少数字化管理，所以我们只能像民间百姓分萝卜那样撮堆算：1836年，有外国人估计中国有1250万人在吸食鸦片；1838年，林则徐认为有400万人；1881年，赫德估计为200万人；1890年，有人提出为1500万；1906年，有人提出为2000万。不管具体多少吧，估计天朝百姓与鸦片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中国的诗词中，甚至把鸦片称作相思草。天朝人民相信一种传说：印度在栽种罂粟时，把相思相爱的一对男女捆绑在一起，当两人的性冲动达到最高潮时，用利刃刺穿他们的心脏，让他们的鲜血流出，浇灌给罂粟。也许，这是天朝人民为自己离不开鸦片所想象出来的最佳理由吧。当然，鸦片有诸多好处，治病祛痛这是众所周知的，精神迷醉也是众所周知的，还有人把它当作睡觉的催眠药、采花时的春药、延年益寿的长寿药。甚至有人认为，鸦片适合中国人的体质。除了以上原因外，鸦片在中国的风行，还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因为天朝人民后来干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凡是能种鸦片的地方，都种了。鸦片在中国的普及与推广，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红薯和玉米：鸦片生产的利润极高，鸦片的产值和利润远高于一般经济作物，比红薯、玉米、棉花等强多了；种植鸦片的劳动强度相对来讲比较小，妇男老幼皆能干；鸦片具有货币功能，而且能够保值，这种货币，除了不会贬值外，携带起来还方便、安全，所以旅行者和商人宁愿带着鸦片上路而不愿意直接携带容易引人注目、吸引歹徒的钱银，甚至天朝各地赴京赶考的举子也往往携带鸦片以支付一路上的食宿费用。
　　我发现，中国某些学者在涉及这些层面时都小心翼翼，有些学者干脆违背市场规律，说什么鸦片与其他商品不同，不是由需求决定供应的。这种怪论之所以能出来，我估计跟学者的移情有关。也就是说，在讲述历史的时候，不自觉地浸入其中，把自己整成爱新觉罗家的后代了。这些后代估计没看过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续记》。书中主人公鲁滨逊在续记里已经是商人身份了，曾经到过非洲、印度和中国，而他在中国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贩卖鸦片：“我们买了一点鸦片……这第一批货，我们拿去卖给了中国人，狠赚了一点钱；因为当时那里非常缺乏鸦片，正很需要。”笛福这个小说家，做过生意，办过报纸，住过监狱，做过记者。正是生意破产后，他才拿起了笔，而且做生意的时候只去过欧洲，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来过中国。但是，他的小说里已经反映天朝人民喜欢鸦片——需求决定供应了，所以在笛福笔下，中国是一个“可悲的民族”。当然可悲了，英国送来恁多西洋玩意儿，中国人却独独爱上了鸦片！中国政府禁教能成功，禁鸦片却愣是禁不住！证明：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鸦片来自罂粟，而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它的原产地到底在哪儿，至今众说纷纭。好多人偏向于认定原产地在希腊。不管在哪儿吧，但首产地不在天朝，则是可以肯定的。它的花朵惊人的美丽，果实惊人的丑陋——坚硬的黑色小球球。谁也想不到，这丑陋的果实，能迷醉整个天朝！
　　人类最初发现罂粟医学价值的，是公元前5世纪西方医学祖师希腊人郗保克拉底斯。制造鸦片的罂粟，中国唐代（7世纪）的文献中就出现过。至于划破罂粟壳提取纯的汁浆加以炼制成鸦片的方法，最早见于王玺1488年的《医林集要》中，他做过20年的甘肃总督。马士猜测，在那里他同回教徒接触，可能学到阿拉伯的工艺和制造。16世纪，李挺的《医学入门》也描述了同样的制作鸦片的方法。在他的书中，给鸦片起名叫“阿芙蓉”，据说这个美丽的名字，是从阿拉伯语中的鸦片一词音译过来的。于是，中国对鸦片有了两种称呼，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叫鸦片；从阿拉伯语过来的，叫阿芙蓉。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鸦片，这个让天朝大触霉头的药品，倒堪称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最佳见证，而交流的桥梁，仍然是全世界文明的使者——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了西方，同时，不经意间把鸦片传到了中国。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对阿拉伯人作任何的道德谴责。因为长期以来，鸦片在中国，只是药铺里默默无闻的一种药材。一句话，人家传播过来的是切菜刀，你要愣用它杀人或者自杀，就是自己的事儿了。
　　澳门葡萄牙人1589年的一份《陆饷货物税则例》显示，那时的鸦片是作为药材进口的：“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时。”据说有人化验过万历（1573—1620）皇帝的骨头，发现里面有吗啡，证明他是吃鸦片的。有人考证过，这个传说大半属假，但即使是真的，也顶多是一种个例。总之，养在药铺人未识，几百年里，鸦片没有成为中国百姓的流行时尚和生活方式。因为鸦片很臭，特别是某些晒制的办法让鸦片有一种尿液发酵后的味道。这种味道，挡住了不少人。因为不管是像服金丹那样直接吞食，还是和以它药煎汤服饮，没有点喜欢喝尿或者逐臭的情趣与偏好，一般人是不会尝食这种玩意儿的，所以，鸦片还不至于成为公害。直到一种绝妙的吸食方法传遍神州大地，那就是我们看到的躺在烟榻上拿着烟枪就着烟灯吞云吐雾、赛似活神仙的那种场景。
　　这种享受的极致，也就中国人的智慧才能发明出来。马士说：“一般说来，服用鸦片的其他国家人民都是把鸦片从口吞食到胃里去，唯有中国人是吸食的。”吸食，不但把鸦片的尿味给逼跑了，反而让鸦片发出了令人陶醉的香味儿！
　　我分析，吸食法在中国，应该有个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一、初级阶段是水管吸食法，水中溶入鸦片吸之，有说此种吸食方法乃波斯人发明的，有说是印度人发明的，如何传入中国，有两种说法：一说，荷兰人从它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带到了台湾，台湾又传到了大陆。一说，元世祖忽必烈远征印度带回的战利品之一。问题是，直到近代为止，人家印度人食用鸦片的方法仍然是将鸦片放在饮料中，或者直接吞服，发明吸食方法的屎盆子似乎不能扣人家印度人头上！
　　二、中级阶段是就灯吸食法的发明，也是两种说法：一说，李圭的《鸦片事略》载，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后，“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为膏，镶土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几年流行各省，其至开馆卖烟”。看李圭的意思，就灯吸食，乃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但具体是谁发明，不得而知。一说，据徐珂的《清稗类钞》，乾隆年间，粤东巨富家一个小寡妇，为守节做了尼姑。但由于寂寞与苦闷，小寡妇瘫痪了，娘家亲戚多为巨富，一亲友乃是十三行行商，给小寡妇送来了下列小东西：西洋人玩的竹棍一枝，花露水瓶一个，舞会上的玻璃灯一具，还有一盒鸦片膏。小尼闲来无事，点着灯，用头上的簪子挑了鸦片膏在灯上烧，又用竹棍点了鸦片膏顶破玻璃瓶就着灯烧……就这么玩来玩去，竟然玩出了名堂：她闻到了香味，发明了烟枪吸食方法的雏形。更关键的是，多日吸食，她的瘫痪竟然好了。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人；一里传十里，十里传百里。如果大家经历过现代社会的地龙热和三株口服液热，对这种故事在神州大地的传播速度与传播幅度的惊人当是心里有数的。
　　我觉得，就灯吸食方法可能在康熙年代就有了，但并不普及，一般百姓也并不接受它，而小尼姑就灯吸食鸦片治好了瘫痪才是天朝鸦片一下子风行起来的最佳广告。吸食鸦片竟然能治病？太好了。想想中国人吧，从张角的符水治病，到现代气功大师的“功夫茶”，历来瞧不起病的中国人，最喜欢信这些邪了。
　　三、高级阶段是烟枪吸食法。谁第一个发明烟枪的，不得而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朝人民在有关鸦片的营销观念、工艺制作和享受情趣方面发挥到了极致：专门制作鸦片膏的作坊出来了；烟灯很快有了名牌的，比如太谷灯与胶州灯；烟枪更是品种繁多，既有供给穷人的工艺简单、实用的陶竹制品，又有供给富人的工艺复杂的镶金镶银制品；烟榻比“贵妃”牌沙发也差不到哪里去，旁边还立个点烟的男妾或者女妾，烟大爷、烟二奶们千姿百态，吞云吐雾，赛似活神仙。这种境况，跟天朝在整个国际上的状态与形象倒是比较符合的：自得其乐，自我陶醉！据天朝一个烟鬼交待，烟后是如此的舒服：“其气芬芳，其味清甜……短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增，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
　　大清政府作为牧羊主当然喜欢愚民，但仅限于心智上，如果羊群们傻乐的时候，把身体弄弱了，他们就不乐意了。咋办是好呢？
　　第四章   天朝救星林钦差VS英国“佐罗”义律
　　虎门销烟，大清帝国“虚幻的胜利”
　　5月24日，就在义律离开广州前往澳门的当天，林则徐在虎门接到道光谕旨，准他前奏，将鸦片解押进京。5月25日，林公与邓公就开始研究北运计划了，决定走海船进京。26日，林公和邓公派佛山同知刘开域带1640箱茶叶前去澳门赏给义律，义律当然不是小孩子，拒绝接过这一粒糖豆。28日，林则徐写下鸦片进京的草稿，寄给广州的邓公，叫他过目后再上奏。他不知道，道光早改变主意了，因为刚给林则徐发下谕旨，就有御史邓瀛上奏说，鸦片运京诸多不便，需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如果每箱鸦片需用人2位的话，光人夫就需要4万，至于驴、骡，动则几千头，路上还容易被人偷换作弊，倒不如就地销毁的好。道光一听，也对，鸦片运京，比自己爷爷乾隆南巡的动静还要大，太浪费人力物力了，旋即下旨不必运京，就地销毁。林则徐接到此谕是30日，所以马上通知邓廷桢，折稿不必上奏了。31日，林则徐发出通知，就地销毁鸦片，允许沿海居民前去观看。
　　著名的虎门销烟开始于6月3日。销烟过程中，具体的工作人员只能穿裤头上战场，结束时还得搜身。
　　前去现场观看销烟的外国人有美国奥立芬洋行股东金（C．W．King，也有译作“经”和“京”的）和其眷属、传教士裨治文、商船“马礼逊”号（Morrison）船长弁逊（Captain Benson）等十余人。不知林钦差怎么想的，反正他迟至6月13日才发出通知，允许外国人前去观看销烟。于是，金先生一行乘坐“马礼逊”号于6月15日下午从澳门赶到虎门。16日中午，“马礼逊”号在穿鼻洋停泊，靠近站头水师接待船旁边。下午，这些洋人把名片和说明参观的公开信送到站上长官手里，天朝长官迟疑了一下，说是需要请示钦差，明日中午才能答复他们。
　　17日上午，天朝一位卢姓水师军官前来接迎，说，钦差和水师提督非常欢迎金先生一行前来观看销烟，这位军官还彬彬有礼地邀请金夫人也前去观看。据说，这是鸦片战争之前史书上唯一的一次中国官员邀请番妇的记载。天朝开这么一次洋荤，敢于直面西方母老虎，不容易啊！
　　当然，林则徐有自己的考虑，既要让洋人看到天朝销烟的盛况和天朝人们销烟的决心，又要让洋人看到销烟过程中不存在舞弊和贪污中饱现象。至少，他的第二个目的达到了。林则徐为此目的，在销烟池畔的棚厂内接见了裨治文和金，会见足足进行了两个钟头。林则徐向他们申明了以后英船进港的条件，并询问英人撤离商馆的意图以及与英国女王和欧洲君主通讯用什么方式最好，表示自己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国书籍，最想得到马礼逊编的一套《英华字典》。值得一提的是，当林则徐听这些人说起英国的海军力量，特别是英国汽船之后，皱了几次眉头，并向他们宣布，天朝不怕战争。后来裨治文在《澳门月报》上发文，对林则徐的销烟工作有如下评价：“我们反复考察烧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比执行这个工作更加忠实的了。”
　　不过裨治文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在林钦差的奏折中，居然变成了天朝销烟威风时的陪衬，说他们“旋至臣等面前，摘帽敛手，以表其畏服之诚”。《剑桥中国晚清史》里，则是这样描写的：“当林则徐坐在车盖下监督每日在放满石灰的海水池中烧毁大量洋药的工作时，他注视着每个好奇的外国人。外国人脱一下帽子，沮丧地摇一摇头，都被当作‘心悦诚服’的无容置疑的证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唉，原谅林公吧，他怎么知道外国人遇人摘帽是起码的社交礼节呢？又怎么知道他们看销烟时摇摇头仅是一种感叹呢？当然了，即使知道，他也得哄着道光开心，天朝的威风，不就在这场销烟之中才能存在吗？
　　虎门销烟，从6月3日到6月23日，总共销毁鸦片19 179箱又2119袋（没有烧完，收缴总数是19187箱又2119袋，四个品种的鸦片各留下2箱也就是8箱样品准备给道光皇上），其斤两实重2 376 254斤。这一数字，相当于1838年至1839年季风季节运往中国鸦片总额的六成左右。问题是，这边烧着，那边新的鸦片又运进来了，马士在自己的书里，如此描写1839年秋冬之际的鸦片贸易情况：“沿海一带从事于这非法交易的船只，为数之多，堪与以前任何时期相比拟，甚至还要更多。价格好像荒年的物价一样，继续增高，据说在刚刚缴烟之后，在广州城里交货的每箱价格，就从五百元涨到三千元；在十月里，沿海一带，每箱价格大约在一千元到一千六百元，到年底降至七百元到一千二百元……交易情形和代理商家，现在已经完全变更了。主要的代理商不再住在中国，他们的船只无论大小，都带有武装人员和武器，足能向中国水师挑衅。并且有不少的中国本地走私商也武装起来，借以保卫自己，反抗他们政府的官兵。结果是鸦片交易的活跃和以前一样，其安全和利润的厚实也和从前一样。”（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263页）
　　估计是需求决定供应吧，因为天朝百姓吸烟的劲头并没有因禁烟而稍减，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说：“尽管采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热的行动，林钦差铲除鸦片恶习的计划并未成功。”（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虎门销烟本身的历史意义，当时，天朝百姓，至少是广东百姓扬眉吐气，当然，最扬眉吐气的应该是道光和林则徐。道光兴奋得连连表扬林则徐，并称虎门销烟乃“大快人心一事”。而历史上，虎门销烟更是晚风中的绝唱——天朝最后的一次扬眉吐气。范文澜说，鸦片战争一洗百余年来被贪污卑劣所给予中国的耻辱。说得对，天朝终于在道德上洗了一次澡。问题是这种洗澡，相当于人一辈子只洗一次澡，说得不客气些，还是人临终前的那一次洗沐。然而，林则徐和天朝能笑到最后吗？

前言 后鸦片战争时代，别扭的姿态和梦中的自慰

第一章 大英与大清，不是冤家不碰头
维多利亚女王VS道光皇帝3
英国对中国：单相思很久了17
乾隆对乔治三世：你到我身边，带着不怀好意的笑28
威尔士亲王对嘉庆皇上：最后一轮“秋菠”39
大清在广州：防火防盗防洋妇43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们在广州的闯关活动48

第二章 综合国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比较
西方第一号现代工业强国VS东方第一号原始农业大国59
那边厢的放任自由主义和这边厢的闭关锁国65
热兵器VS冷兵器68
东方式的绝对专制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72
科学的巨人VS科学的儿童81
那边是文艺的春天，这边是文艺的冬天85

第三章 鸦片：大清人民就爱这一口
鸦片：大清人民就爱这一口95
禁烟的“红头文件”何其多101
道光主持的一场禁烟大辩论105
琦善怎么就成了弛禁派？111
道光与林则徐，君臣之间有关禁烟的一场嘀咕116

第四章 天朝救星林钦差VS英国“佐罗”义律
钦差大臣林则徐驾到121
英国“佐罗”义律现身131
义律与林则徐，谁上了谁的圈套？137
甘结，两大文明的冲突139
虎门销烟，大清帝国“虚幻的胜利”146
林维禧事件，东西两大文明的再次冲突150

第五章 战前热身与战争前奏
战前热身161
道光耍起了二百五170
林则徐发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封天朝特色的信172
林则徐的夷情判断、战争准备及天朝特色的野蛮175
虎门销烟后，英国国内所谓的民意183
战争前奏，英国议会关于是否出兵中国的辩论193

第六章 稀里糊涂的战争就开始了
战争开始了，英夷怕林则徐吗？201
“布朗底”号在厦门：送不出去的最后通牒和
看不懂的白旗规则204
定海（舟山）的失陷和林钦差的倒下206
英军来到了大沽口，迎接他们的是直隶总督琦善217
天上掉下坨乌鸦粪：道光着伊里布收定海223
天朝第三个钦差——钦差大人琦善驾到230
虎门之战（1）：败则败矣，但成全天朝仨英雄236
琦善和谈：一不小心就成了卖国贼240
虎门之战（2）：成全了关天培，一个最悲凉的英雄251
广州之战：杨芳的尿桶战术、奕山的“汉奸”观
和广州府的白旗256
三元里抗英的神话故事264

第七章 冷不丁的，战争就扩大了
英国重新洗牌：义律下岗，璞鼎查爵士上岗275
厦门之战，颜伯焘的花岗岩和怡良的祸水引流计281
第二次定海之战与三总兵之死286
镇海之战和钦差大臣裕谦之死292
“归国华侨”璞鼎查他老家——宁波沦陷了295
扬威将军：天朝卓越的书法家、无能的
军事家奕经驾到297
刘韵珂的“十可虑”和伊里布的二次出山304
乍浦之战：满洲兵的顽强和满洲家属们的节烈307
吴淞之战：陈化成，顿饭能吃120个包子的英雄313
上海和平失陷啦317
镇江之战：海龄副都统是英雄还是狗熊？319

第八章 战争的结束和战争的果实
伊里布、耆英、牛鉴与英夷：瞧不懂的媚眼与照会327
道光 ：一个人的抗战332
中英《南京条约》336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虎门条约》341
中美《望厦条约》345
中法《黄埔条约》348

第九章 余音袅袅
鸦片问题353
广州的民情和天朝的两个大“粪青”356
琦善的命运波折361
林则徐死得其时死得其所365
道光的羞愧和阎崇年的苛责372
恩格斯的预言和拿破仑的失望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