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雍正的算盘
当雍正看到这份奏章后，逮捕曾静、张熙的谕旨立即下达，并派出了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
曾静，这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书生在经过几次大审后，恨不得把自己小时候下河捉鱼的事情都交代出来。吕留良亲族、门生和他的诸“同谋”及各家亲属都牵扯进来。曾静，用他那颗自以为一往无前其实懦弱到极限的胆子把无数的人送进了坟墓。已死的吕留良被刨坟劈棺，而他的后代和他的学生都被满门抄斩。
按照常理，曾静本人才应该是第一个进坟墓的人。但他却安然地活了下来，原因就是：雍正有意救他。雍正七年，雍正下令将曾静解到京师等待最后处理。
朝中大臣献上无数处置曾静的方式。但无论哪一种，曾静都免不了一死。可雍正哪一种都没有用，而是选择了另外的方式。
首先，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又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并准备将其命名为《大义觉迷录》。但他后来发现，此书内容有些单薄，因为没有大纲，只是像访谈一样的文字。曾静说他杀父。他就要在下面解释一大通；曾静说他弑兄，他又解释一大通。满篇都是他的文字，这让人看上去似乎是自己再发表长篇大论。他想的是，要把一本书做好，就必须面面俱到。
曾静似乎为他考虑到这点了，就马上写了一本《归仁录》，大肆赞扬雍正的仁德。和他当初写的“十大罪”一样，他也是凭着想象力完成的。
雍正见到这本书后，大喜，将其放到自己的书中，并将回答方变成了曾静。《大义觉迷录》由此成功上市。他立即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去宣传这部奇书。
当然。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在当时的大清朝图书市场的确是一个闪光点。而且问的人是皇帝，答的人是名扬天下的那个胆小鬼曾静。此书内容也有可看点，大概不用宣传。此书成为畅销书已是不争的事实。
此书的基本形式大体是这样的：雍正质问，曾静作答。曾静简单地回答一点问题后，就开始大骂自己，几乎到了狗血淋头的地步，从而反证他散布的有关雍正争位的种种言语是如何的荒诞不经。
图书成功上市后，雍正又下令免罪释放曾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之。理由是：曾静遣徒投书，使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这样说来。曾静当“有功”。雍正不但放了曾静，还给了曾静一份工作。他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将曾静派到观风俗使衙门效力。曾静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负责。配合着雍正，到各地宣讲皇帝的“圣德”。
3．雍正的疏忽
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曾静的泼妇骂街骂疼了雍正皇帝。他觉得自己很委屈，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有不得已的苦衷。世人不理解他的苦衷，他当然觉得委屈。那么，作为一个皇帝，他需要有个辩白的机会。就像是一个屠夫杀了一头猪被人骂杀生一样，这个屠夫肯定要告诉骂他的人和其他人，自己也是为了生活才这样做的。
于是，雍正颇费心思地设计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大义觉迷录》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辩驳。一种最后将对方彻底而且无条件驳倒的辩驳。让曾静等人自己下去痛骂自己，现身说法，对皇帝的清誉而言，显然比杀了他们要有利的多。
但也正如张鸣先生所言。雍正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说是黑箱政治，上层的事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
在这种政治下生活的人们，可以凭借着想象力来断定一切事情的真实。但事情的真相是永远也不可能透露出来的。另外，中国传统政治下的官员不善于解释，确切地说，是不屑于解释。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让这种政治下的官僚们养成了一种“任你谣言满天。我似闲庭信步”的泰然与漠视。
时间一长。大家自然对所有的事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而谣言往往兴盛发达，也源于此。
当雍正将自己的那一番辩白以图书的形式推到市场上以后，人们看的并不是你如何的表白，而是看这表白是否验证了自己听来的消息。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人，特别是善于春秋笔法的中国知识分子很轻松地就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在清朝诸帝中，关于雍正的传言和非议是最多的。
雍正其实并不蠢。但怎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来呢？大概是着急的结果。他太着急想要让天下人相信自己了。有人可以急中生智，而有人，比如雍正，则是急中生蠢。
他像一个孩子一样，跟天下人撒娇似地说，自己并不坏。可谁听呢？即使听了，又有几个人能信呢？所谓的内幕早在百姓脑袋里成型了，而你若真正披露内幕的时候，人们除了认为你这是假的外。还会从中找出更多的内幕。
雍正驾崩两个月后，继位但尚未改元的乾隆就违背了父亲当初的旨意，下旨把曾静凌迟处死，并且命令各地将那本畅销书立即下架。或许，在这位乾隆皇帝看来，父亲的天真简直就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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