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辨义
[提要]漕运是我国古代社会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与历代王朝（尤其是统一王朝）相始终，是朝廷的重要经济支柱，古代朝野人士曾有过大量的记载和论述。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上的漕运似无一个清晰的认识，或曰对漕运涵义的理解过于简单，故此，漕运研究受到了较大的局限，深度和广度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拓展，这也是漕运研究没有受到重视和难以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漕运涵义进行基本的阐释和辨析。漕运应该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一）“漕运”的字词本意
许慎的《说文解字》诠释：“漕，水转谷也。一日：人之所乘及船也。”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则日：“车运日转，水运日漕。”由此可见，“漕运”的本意是指水运，尤指水运谷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水上运粮的活动，便有了漕运。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说文解字约注》“漕”字中按：“《汉书·赵光国传》：‘臣前部士人山伐材木，大小六万枚，皆在水次，冰解漕下。’颜注云：‘漕下，出水运木而下也。’是漕之为用，不专于转谷矣。《玉篇》云：‘漕，水转运也。’于义较妥。”确实，漕运“不专于转谷”，历朝历代无不如此。但是，“漕运”的主要含义是指“水转谷”，这是十分明确的事实。
（二）漕运的原始意义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中国历史上的漕运活动有其特殊的含义，即指古代各王朝通过水道将各地的粮食等物运至京城（或其他地点），以满足官俸、军饷和宫廷的消费。所谓漕运的原始意义，实指统治者设置漕运的初衷。这里有几点需要明确：第一，漕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转谷”或“水转运”，而是特指朝廷的水上转运，即“官家水道之运输”；第二，漕运是朝廷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粮物征调，而非各地自下而上的粮物朝贡，这与先秦时期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三，漕运是统一王朝的粮物运输，只有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方可确保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常年物质运输，也只有庞大的中央集权政权才需要这种大量的、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
历代漕运都是以京城为中心，都是为了满足京城的需要，保证京城用粮的相对稳定。故而，古人将漕粮视为“天庾正供”，一致认为国家不可一日无漕。应该指出的是，隋唐以前北方的农业生产尚属发达，所产粮食足可维持京城的粮食供应，故而早期统一王朝多就近取粮，而少有隋唐以后那种大规模的“南粮北运”活动。另一方面，隋唐以前军事行动较多，对于粮食的需求甚大，所以早期漕运的军事性质较浓，但这仅是统治者利用漕运加强集权的一种手段，漕运始终是为中央政权服务的。
今人研究漕运多持此义，在概念和研究范围上鲜有突破。
（三）漕运的社会意义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漕运，仅有上面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漕运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粮食运输活动，年复一年地向京城输送官粮等物质。正因为如此，人们历来多注重漕运本身的诸多问题，而忽视了与漕运相关联的其他问题和现象。事实上，漕运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经济活动，触及到社会的许多领域，诸如国家的政局的稳定、战争的成败、农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繁荣、交通运输的畅达、区域社会的开发、社会生活的安定等等。尤其是唐宋以后，漕运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功能，粮食的运输仅只是漕运的一种形式，漕运实则已经转变为统治者手中的调节器，对社会进行广泛的调控，对于许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和失衡的社会现象，统治者都借助和倚重漕运（或漕粮）来达到平息和制衡的目的。此外，漕运还起着一些不属于王朝中央调控范围、客观上却十分积极的社会作用，诸如促进商品的流通、刺激商业城市的繁荣、促动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漕运、探讨中国古代经济以及其他一些课题时尤应多加注重的问题。
综上所述，漕运的涵义指述应该是：漕运是历代王朝通过水道转运官粮等物质的一种形式；漕运主要运往京师，以满足京城宫廷、官兵及百姓的用粮需求；漕运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
漕运的历史演进与阶段特征
[提要]漕运的发展轨迹与整个古代社会经济动向密切相联。秦汉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处于起步阶段，漕运体现出无常制、无常时、无常额的特征，漕粮多为军事费用，漕运方向由东至西。唐宋时期是漕运的大发展时期，由于运河的开通以及经济重心的南移，漕运方向由东西向转为东南西北向，漕运渐趋稳定，有相应的成法、固定的职官和额定的年漕量，漕运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元代由于种种原因，主要采用海运的形式运输漕粮，所以这是一个漕运发展中的特殊时期。明清两代是漕运制度的完善时期，由于历代的积累和统治者的重视，此期漕运的组织、机构、政策都十分严密和健全；明清漕运涉及的范围很广，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漕运不断发挥诸多的社会功能；此时，漕运重心已完全落在南方，漕运方向转变为南北向。
漕运始于秦汉。《古今图书集成》按：“前此未有漕运之名也，飞挽始于秦。”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统一王朝的初期，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和措施都还处于起步和摸索的阶段，因此，漕运也只具雏形，无定制，缺乏统一的组织和计划，没有从其他部门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经济系统。
有关漕运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的一些著作。秦时，“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今为山东黄县）、■（今为山东文登县）、琅■（今山东胶州一带）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其转运的粮食主要用于攻胡掠地。同时，秦南攻越地，在南方开凿运粮渠道，深人越地。汉代，漕运用于战争也颇为频繁。高祖二年，楚、汉两军会战荥阳，萧何转漕饷军，保证了汉军的胜利。武帝时，通西南夷，攻朝鲜，击匈奴，皆“劳中国人，漕中国粟”，“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宣帝元康年间，为了远击乌孙，通渠转谷。……从这些文献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最初的漕运与军事行动紧密相关，而且属于临时性需求，无定时，无定量。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京师所在的关中地区尚属富裕之区，对于“凡事草创”、官僚机构还不十分繁冗的秦汉政府来说，其地所产的粮食尚能满足朝廷的需求；而秦汉两代的军事活动极为频繁，需要大量的粮食作为后盾，因此，朝廷把漕粮大量用于军事，这是很自然的事。相对来说，漕粮运于京师，供帝王与百官之用则较少，汉初，运于“中都”之粮仅数十万石，“不啻足矣”。不过，随着经济的恢复、河渠的开凿及政府的重视，元狩四年，河漕达400万石；元封元年，致粟山东一度高至600余万石。这一方面说明汉代的漕运规模和发展程度，“一岁之中，太仓、甘呆仓满”，而“天下用饶”；另一方面表明当时漕运的不稳定性。
秦汉两朝均定鼎西北长安，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关中和山东最发达，漕粮多半取给于这两个地区，漕运则经由横贯中原的黄河和渭水。因而，漕运方向大致为东西向，即由东向西。这一时期，虽也屡凿河渠，但多利用自然水道，负担馈粮者颇多，加之造船技术低下，漕运经验不足，缺乏统一、严密的组织，因此，漕运费用、损耗极大。秦时，三十钟才得一石；汉时，至少也需十余钟乃至一石。
从以上分析，我们对秦汉漕运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印象：（1）漕粮多为军事费用；（2）漕运随需而作，属临时性的粮食运输，无常制，无常时，无常额；（3）漕运方向为东西向。
这一时期，由于南方尚未开发，因此，这一地区的漕运活动并不突出。但是，汉代漕运的地域范围已及江南。元鼎二年，汉政府将水潦移址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说明汉统治者已经注意并利用这一地区。《后汉书·张纯传》记载：东汉光武建武二年，朝廷委派大中大夫张纯领颖川突骑，安集于荆、徐、扬，“部督委输”。不过，秦汉统治者对这一地区还不是十分重视，事实上，秦汉两代无力也无需从这一地区转输大量粮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重心已出现南移的端倪。就漕运制度而言，这个时期发展甚微。但是，随着南方经济地位的提高，江南已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并进而认识到这一地区的经济作用。西晋时，陈敏奏日：“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因此，一些统治者比较注重沟通南北的水路交通，漕运南方粮食。魏正始二年，开广漕渠，“又通漕运，每东南有事，大军泛舟而下，达于江淮”。广漕渠的开发，沟通了北方与江淮地区的水路联系。江淮地区日受重视。北方政权在两湖一带漕粮的运输途径有二，一是通过江淮达汴（河）、黄（河），一是经由“沔、汉达江陵”，溯汉水，运抵北方。晋时，杜预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水道，“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
南方各政权则就地取材，对本地的漕运工作极为重视。南齐时，萧衍令郑绍叔督江湘粮运，以“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说明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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