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士族的兴衰
皇帝的劁刀
晋朝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中国从来都有等级制，但自秦始皇之后，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等级制如此僵硬、如此鲜明。说起来，晋朝的等级划分很明确：士族和庶族。两者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士族都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东晋尤其是士族鼎盛的时代，士族牢牢把持了对国家的统治权，这是中国历史上寡头制色彩最重的一个王朝。
彼时中国，最宝贵的东西不是财富，而是权力。任你再有钱，即便家里有乌鸦飞不过的良田，官府一道公文，你就什么都没有了，说抄家就抄家，说批斗就批斗。不要说皇上了，连个芝麻大的县官，随便见个京官都要胁肩谄笑的角色，都能被称为“灭门县令”，顾盼生威，乡下财主见了他就忍不住倒气儿。政治权力在中国是头等宝贵的资源，士族要想控制国家，自然不能以土老财自居，而要极力垄断这个资源，不容他人染指。
士族把各种优差都变成了自己独享的禁脔。朝廷的高官显职被他们尽数扫入囊中，他们完备了世袭制度，保障子子孙孙占据显要地位。
严格的世袭制是儿子接替父亲的职位，一些古代帝国的封疆大吏就是这么干的，春秋时代也采用这种严格的世袭制。晋代的贵族世袭体制还做不到如此彻底，他们搞的是次等的世袭，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顶替”制度—父亲退休了，就可以把编制当做遗产留给儿子。晋代士族的福气比后来的工人更好，他们不到退休，儿子就可以有编制。职位固然不能世袭，但儿孙却可以顺利进入高层，一代代的人衰老死去，高层的官员始终出身于这个世代相传的小圈子。
世袭倾向对皇权是个打击。晋朝的皇权衰微，和这种世袭制有莫大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考察历史的视野放宽，就会发现，皇帝对这种世袭倾向深恶痛绝，打击的手段五花八门，有时甚至像荒诞剧里的情节。
五代十国时期，在现在的广东有过一个很奇特的政权—南汉，它的开国之主叫刘岩。这位前广州刺史，现南汉皇帝，端的有一副狗娘养的脾气—最喜欢用酷刑杀人，杀人的时候还一定要亲自前往观摩。看见受刑人痛苦挣扎，他就兴奋异常，一边看，一边口水直流。皇帝心理变态，倒也还不算太稀奇，稀奇的是他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想重用的大臣，一律先阉掉。按照南汉规定，考上进士的要先阉割，再委任官职，此外，没考过进士但被刘岩器重的官员也都难逃一刀。南汉一个小小政权，居然养了两万多个太监，里面有不少饱学的纯儒。为了推行这项基本国策，还设了不少专门阉人的技术员编制，南汉被灭的时候，光是被杀的阉割技术员就多达五百名。
这些人天天读“明明德”，读“仁义礼智根于心”，可读到最后，连自己的根都留不住。但明知要被阉，也忍不住不去做官，读书人的官瘾，当真深入骨髓，无药可救。曾有一个笑话，说兄弟俩去参加科举，哥哥中了，弟弟却名落孙山。弟弟郁闷地先回家了，嫂子听说老公中了，欢喜无限。弟弟就造谣诬蔑，说：“你瞎高兴啥？中了的，那话儿都要去了！”嫂子听了以后，如遭晴天霹雳，一下子蔫了。等哥哥兴冲冲回来，却看到老婆在哭，就问为什么。老婆把听来的话告诉他，他哈哈大笑，声称当今圣明，哪里会有南汉的弊政呢？当下脱了裤子，验明正身，老婆才破涕为笑。哥哥就感慨说：“我这进士，还比不得那话儿值钱！”中国历史上，就是把功名看得比男根更重的人太多，也许反过来的话，很多故事需要重新改写。
这些官迷暂且不提，我们先考察一下刘岩的想法：他为什么会推行这样一个古怪的制度呢？有人说他是爱才若渴，希望能和俊杰之士朝夕相处，所以才阉了他们，方便他们到皇宫串门。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还有一个说法比较合情理，说刘岩是怕这些官员有家庭拖累，容易产生私心杂念，不如一刀阉了，心地无私天地宽，正好全身心地报效朝廷。
放眼历史，我们可以把刘岩的做法看成是对世袭制的一种极端反动。对于古代帝国来说，要想保持长期的集权体制，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对付官员的世袭倾向。如果官员可以搞世袭，那么官员们的官职就不是来自于皇上，也不是来自于上级，而是来自爹爹。他们承谁的情？承他们爹的情！他们又凭什么要听上司的话、听皇上的话呢？再者，官员一旦世袭化，考核任免都很难执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权力的分散化，这些官员的利益和帝国政府的利益就会渐次脱节。
不仅帝国如此，但凡大的社会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中世纪教皇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就是僧侣们偷偷娶妻生子。这种痛恨可不仅仅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觉得屈服于肉欲是可耻的，这里还牵涉一些实际利益的问题。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如此解释其中的原因：“僧侣们一旦结婚，自然企图将教会的财产传给他们的子嗣。”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世袭的僧侣阶层。那么教皇又如何保持无上权力呢？教皇当然可以规定僧侣的儿子不许接替圣职，但是“设若僧侣已经有了子嗣，他们总不难找到一些非法侵占部分教会田产的方法”。所以，教皇采用了和刘岩类似的做法，只是没有那么极端。教皇强迫这些教士独身，并动用了宗教上的理由作为武器，和这些教士的肉欲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当然，在刘岩看来，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简单地把他们阉了也就是了。
第二章 青龙与白虎的决斗——皇帝，还是贵族？
白板天子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百官的注目之下，缓缓步向皇帝的御座。此时距他渡江南下，整整十年过去了，司马睿已是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
这十年里，北方的大平原已经变成了一个修罗场。西晋的两位末代皇帝怀帝、愍帝先后被匈奴王朝掳走，按照书上的说法，是“北狩”，就是跑到山西打猎去了，从此再也没回来。军阀们在没有皇帝的国土上打打杀杀。西晋王朝最后一个强权人物司马越病死河南，他留下的十几万残军被羯人的军队杀光。
司马睿在这十年里，像燕子筑巢一样搭建好了自己的安乐窝，而且已经颇具规模，可以遮挡来自北方的风雨。“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如今时机成熟，这只燕子要站立枝头，向大家宣布它是百鸟之王、禽界正统。
如果不是风云际会的巧合，司马睿这只家燕无论如何成不了凤凰。他十五岁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做了琅邪王，但这位年轻的王爷在皇族谱系里是个绝对的疏族，似乎他登上皇位的唯一可能就是来一场大瘟疫，司马皇族死上百八十个。瘟疫并没有发生，来的是八王之乱和随后的外族入侵。
司马家族先是展开了内部的血腥杀戮，各位王爷带着军队互相讨伐，首都几次易手，皇帝屡次被废。司马家族的王爷们像一群野兽一样疯狂地互相撕咬，接踵而来的是外族的大举入侵。晋朝军队的精华已经在内战中破坏无遗，帝国的财富也已经消耗殆尽。外族军队大规模侵入中原腹地，而晋朝政府军却无力抵抗，中原最终沦陷于外族之手。司马家族的人不是死于内斗，就是被外族诛戮。
几千万年以前，庞大无匹的恐龙们都死在了气候灾变里，而生活在边缘地带的小动物倒幸存了下来。司马睿就像一只小动物，在中原的庞然大物们都纷纷倒下时，独自在江南躲过了天灾地变。
公元316年，西晋末代皇帝愍帝被匈奴人掳走，司马睿带了军队露宿野营，向天下发布檄文，说当此危难之际，也正是自己杀身成仁、报效朝廷的时候。他庄严宣布要带领军队北上救主，但野营了几天之后，司马睿就回建康睡觉去了。后来司马睿抓住一个运粮官杀了头，说都是因为他没好好运粮食，害得自己没法出兵救皇帝，实在是大大的该死。
大臣们在一位王爷的带领下，请求司马睿登基，他们悲痛地宣称如果司马睿不当皇帝，他们就当场自杀。司马睿坚决拒绝了，他说自己是个罪人，如果诸位一定要让他当皇帝，他只有回琅邪老家。最后的结果是大臣没有自杀，司马睿也没有回家。司马睿宁肯提前内退都不肯当皇帝，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当皇帝，而是因为当时愍帝还没有死掉，还在山西“打猎”（其实是给匈奴皇帝洗盘子）。按照继承法理的要求，司马睿这时候没有资格称帝。
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在建康筑巢，就是因为他是司马家族的一面旗帜，代表着统治的合法性。法理是他力量的来源，所以他对正统非常敏感，丝毫不敢马虎。直到一年后，愍帝去世的消息传到建康，司马睿才流着眼泪同意大臣的劝进，登上帝位。
司马睿虽然熬到了西晋最后一个皇帝驾崩才即位，但他的法理正统性仍然有漏洞，那就是他没有传国玉玺。当时传国玉玺流落到北方匈奴人之手，匈奴人正拿着玉玺起劲地往文件上一个一个盖章呢。为了这枚失落的玉玺，司马睿被人称为白板天子，就相当于没公章的领导，形近篡逆。
东晋朝廷一直对这枚公章念念于怀，直到数十年之后，公章问题才有了转机。后赵帝国倾覆后，玉玺落到一个短命政权—冉魏的手里，冉魏对这枚玉玺看得倒没东晋皇帝那么重。东晋一边向冉魏许诺派遣援军，一边派专使前往哄骗，终于如愿以偿，从冉魏手里诓到了玉玺。当下晋军派三百骑兵专程把这枚玉玺护送到建康，这样一来，才彻底解决了司马王朝在法理上的问题。而此时的司马睿，早已成了冢中枯骨。
司马睿本质上是一个温和宽厚的人，有时候还颇有幽默感。比如他当皇帝以后，生了一个儿子，群臣都来祝贺。他按照惯例，给所有大臣都赏点东西。有一个大臣表示谦虚，就说：“太子诞育，我没有功劳却接受赏赐，实在惭愧。”司马睿回答说：“皇后生孩子，怎么能让你在中间有功劳？”
他娶太太娶得也很有幽默感。原配夫人死了以后，他本打算娶一位姓吴的小姐当继室。这位吴小姐有个守寡的表姐，叫郑阿春，司马睿发现了这个阿春之后，就忽然觉得“生瓜蛋子有什么意思”，还是寡妇好，应该娶寡妇。迎娶之前司马睿忽然变卦，把聘礼给了寡妇，这个阿春就成了他的夫人。
被守寡的老表姐挫败，吴小姐的愤懑之情可想而知。这次姊妹易嫁给东晋人带来了小小的麻烦：这个阿春的孙子后来也当了皇帝，阿春被追封为太后，这样一来，东晋人管“春”就不能叫“春”了，得叫“阳”。比方说，经书《春秋》就被改称为《阳秋》，“皮里阳秋”这个成语就是来源于此。司马睿和寡妇郑阿春的感情非常好，以至于一度曾想立阿春的儿子为皇帝，大臣极力反对，司马睿没有勇气坚持到底，此事才告作罢。
司马睿的温和平易不仅源于自身的性格，也出自他对自我地位的认识。司马睿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什么“天命之主”，他缺少汉朝天子那种“天命在我躬”的神圣感。这一方面是因为司马睿对自己缺乏自信—司马睿从中原的血窟中脱身南下，他清楚地知道，不知有多少亲王昨天还在发号施令、威震天下，转眼间就身首异处、满门惨死。曾一度控制洛阳政府的长沙王甚至被人捆在烤肉叉上烤炙而死，而西晋最后的三位皇帝，一位被人毒死，两位被外族杀死，死于剑下的重臣大将更不知凡几。西晋最后一位枢臣王衍，就被羯人用土石活活压死。这些用血写成的往事不会不给司马睿留下恐怖的烙印。
司马睿自己也曾经被人追杀，逃难途中，他被官吏拦住，幸亏有个机智的随从一边用马鞭抽司马睿的马，一边笑话他：“舍长！人家要捉拿贵人，怎么连你也给饶进去了？”他这才得以脱险，否则，司马睿很可能会像其他王爷一样，丧身在北方的杀戮场中。创建东晋帝国的过程中，司马睿又是因人成事，并无多少功业可资称道，皇位只是偶然滑入了他的掌心。见识过天崩地裂惨剧的司马睿，对自己的成功只能暗称侥幸，生不出傲视天下的雄心。
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皇帝也的确不像后来的皇帝那样神圣。在整个晋朝，皇帝和高级贵族之间并没有真正的鸿沟，大家都是上流社会的一份子，同属一个小圈子的成员……
东晋是一个士人揽政、权臣用事的时代，在权臣的阴影之下，司马睿没有表现出什么雄图伟略。东晋创建期间，司马睿少有建树，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恭俭之德虽充，雄武之量不足”。但也正因为如此，各个集团才肯接受这个并没有什么实力的皇帝。如果他一来就使出雄主手段，只怕在江南根本无法立足。
当时各种小集团纠缠在一起，政治局面就像一个凳子上安了好几条横七竖八、长短不齐的凳腿，一不小心就会翻倒。此时最聪明的做法是闭上嘴，小心翼翼地坐在上面，努力保持住平衡。当时这些集团都希望司马睿能作为礼仪金字塔上的一个极点而存在，他们不需要一唱天下白的雄鸡，只要他做绚丽无用的凤凰。
司马睿穿着华丽的朝服，孤单地坐在金字塔之上。但是司马睿也并不是一个任人揉捏的泥团，他不缺少意志力。他刚到江南的时候喜欢喝酒，因为这个误过事，遭到丞相王导的谴责，他就让人拿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摔在地上，从此戒酒。这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举动，没有强烈自尊心和自制力的人，做不出这样的事。
在内心深处，他对东晋政府松懈的管理很不满，也厌恶那些权臣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他渴望加强皇权，他渴望能成为真正的帝王，但是他没有力量去改变这个纷乱乾坤。司马睿被权臣长期压制，心中的郁闷越来越强烈，这个被人当成旗杆一样竖在朝堂上的皇帝，恭俭得已经太久。司马睿终于忍耐不住，和揉捏他的人决裂，准备显示他的雄武之姿。决裂的结果是悲剧性的——凳子翻倒了，司马睿死在皇宫之中……
第三章 一场奔跑摧毁了一个帝国——离奇荒诞的淝水之战
当战争变成赛跑
苻坚的部队集结在淝水西岸，和晋军隔河对峙。这二十多万军队集结于一地，对将领的指挥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苻坚部队里云集了各族的军人，编制非常复杂。秦军精锐必是氐人士卒，他们多半集中在苻融指挥的中军。此外大军中更有诸多汉人、鲜卑人、羌人、乌桓人，他们对“非我族类”的氐人帝国未必有多强烈的效忠心，多半还是“畏威而来”—因为害怕官府，不得不上阵打仗。
种族上的纷杂必然会增加编制的复杂性，指挥起来也势必更加困难。光是语言就是一个问题：各族语言不同，也未必都会说汉语，苻融的命令很可能要先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才能下达。这二十多万人来自五花八门的种族，又多半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如今在淝水岸边挤作一团，即便神仙做他们的指挥官，只怕也很难调度自如。
双方沿淝水严阵以待，一时倒都没什么举动。这时，苻融收到谢玄写的一封信。谢玄出身于士族，笔下十分来得，信写得很是雅丽。他在信中说：“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从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翻译过来就是说：“您孤军深入，在淝水边摆开阵势，难道您还要打持久战吗？那多不好。如果您肯稍微往后退一下军，腾出点地方，让小的们好好打一架。咱们悠然观战，岂不美哉？”
谢玄的打算是尽快决战。按照计划，他将率领八千精锐部队渡河作战，如果形势顺利，后续主力就渡河发动大规模后续攻击。如果失利，也可以有主力做接应。
对谢玄的要求，前秦领导层有很大的分歧，大家多半认为这里有问题，应该严词拒绝。但是，苻坚和苻融认为，等晋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让骑兵向他们发起冲锋，哪有不大获全胜的道理？因此，苻坚下令军队后撤。
苻坚的想法看上去并没有错误，秦军以逸待劳，用骑兵对付渡河晋军，在战术上当然占有很大优势。但是他忽略了一点：他有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军队秩序井然地后撤。他只考虑了对岸的敌人，而没有认识到自己身边的这二十多万人可能是更危险的敌人。
后撤指令下达了，一场巨大混乱随即爆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普通士兵，在这场撤退中会有什么感受。他置身于二十多万人中间，放眼望去，四面八方都是密密麻麻的人海。他一直生活在北方，原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到这个叫淝水的地方来。他知道马上就要爆发一场血战，自己很可能会战死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对岸的晋军到底有多厉害，他没有把握，但是听说不久前发生的洛涧之战自己这边死了很多人。想起这些，当然会让他高度紧张，而周围人口密度偏又如此之大，这不但不会缓解他的压力，只会弄得他更紧张。恐惧在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互相传递、逐渐放大的。
有些指挥官的话他可能听不懂，即便队长和他操同一语言，他能听得懂，也很难理解。领导认为，大家应该后撤某个距离，好让晋军渡河，然后返回身来对晋军作战，把他们赶到河里去。对他来讲这个说法过于复杂，再说领导未必真解说得那么详细，他所知道的就是长官让他后撤，到底为什么后撤他并不清楚。
好，大家转回头走路。他们知道，晋军就在他们背后，随时可能向自己冲锋，这种想法自然会让他们觉得危险。可以想象，他们中某些人很容易加快步伐，越想身后有许多晋军，可能就走得越快。自己还有老婆孩子呢，可不能随便死了。他们一加快脚步，周围的人也就不由自主地跟着加快速度。而眼看着周围的人越走越快，大家心里自然也越来越恐惧。这是一个糟糕的正反馈，不难料想，如果任由这个正反馈发展，结局一定是大家集体奔跑。
按理说，应该有外力来打断这个正反馈，这个外力就是指挥官。但是前面已经说过，面对如此纷杂的编制，如此庞大的人员，指挥官也很难应对。当时没有什么像样的通讯措施，除了军旗、号鼓，就是靠人喊。基层指挥官和高级指挥官很难联络，加上语言障碍，那就更难了。基层指挥官很可能也不理解事态发展：晋军是不是打过来了？自己这边是不是已经战败了？现在是后撤还是败退？他自己很可能也被卷到这个洪流中，正奋不顾身往前奔呢。
等到混乱局面呈蔓延之势，即便是指挥官也已经无能为力了。恐惧的力量是无穷的，眼看着二十多万人从行进变成竞走，从竞走又变成了赛跑……
谢玄的部队已经开始渡河。苻融眼看着局面失控，就纵马入阵，想要恢复秩序。可能是他跑得太急切了，也可能是被乱军冲撞，结果他的马一头栽倒，失去了坐骑的苻融被晋军杀死。晋军渡河之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秦军四处乱跑、互相践踏的喜人景象。这些晋军一定莫名其妙、不知所以，但他们没有坐下来分析这是怎么回事，而是跟在后面紧紧追击。
这些秦军一路狂奔，一口气跑到了青冈。他们奔逃的态度非常坚决，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他们—摔跤的一律被踩死。据史书的说法，被踩死的“蔽野塞川”。这些溃军跑到晚上依旧舍不得休息，夜以继日地努力向前跑。据说他们听到风声鹤唳，都认为是晋朝的追兵。恐惧已经深入骨髓。
前秦二十多万大军全然解体，苻坚也被流箭射中。当时混乱至极，根本没人管这个皇帝的死活，苻坚自己一个人骑马跑到了淮北。晋军获得了锦缎万匹（估计是苻坚准备奖赏给军队的）、牛羊驴骡十万头。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而晋军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苻坚的军队没有交战就自我崩溃，直接原因不过是军队后撤了那么一小段。这个结局会让现代指挥官觉得匪夷所思，难道那些当官的，都是白领朝廷俸禄的猪头不成？
如果有无线电，如果有望远镜，如果有长期训练，如果编制足够简单，如果有上面的任何一个条件，也许结局都不会是这样。但是当时这一切都没有，指挥如此众多的各族士兵，已经大大超出了后秦指挥官的能力。
旭日东升的时候，淝水岸边还陈列着二十多万前秦士兵，而夕阳西下的时候，淝水岸边已经没有前秦战士的影子。被夕阳照耀着的，只有被践踏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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