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郁，男，祖籍山东蓬莱，1945年8月生于吉林九台。196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1980年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教授学习先秦史，1983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范蠡研究会顾问、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香港孔教学院院董。主要著作有：《周代采邑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出版；《春秋战国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四库大辞典》，与李学勤先生共同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孔子新传》，合著，湖南出版社199l出版；《五经全译》，主编之一，长春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金景芳学述》，编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宝安人文风物》，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的《历史卷》、《考古卷》、《博物馆学卷》，副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出版。另有学术论文60余篇。

    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正是大动荡、大变革、大飞跃的时代。这个时代诸子蜂起，精英辈出，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和规模恰在此时形成。本书揭示了这些篇章中几个精彩的镜头。

    禅让制到世袭制的反复和认识纠葛 在上引《礼记》对“大同社会”的勾勒之后，紧接着对“小康社会”做出了这样的界定：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这些记载出自孔子之口，将禹作为区分“大同”和“小康”两个不同社会和时代的关键人物。其实在孔子时代，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他已经不能明确地说清楚夏代和商代的礼，又怎么能说清楚尧舜禹时代呢？孔子理想化地把禹之前的社会描绘为没有战争的和睦社会，这当然不能作为我们理解当时社会的可靠解说。距今大约4500年的尧舜禹时代，已经跨过了古国文明进入到了方国文明的时代，大禹之后的夏代则是具有了高度文明的王国文明。
    综合历史传说和考古发现分析来看，尧舜禹时代洪水泛滥，平治水土就是各个地区的方国和部族开拓生存空间、夺取自然资源之举，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方国、古国部族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斗争和融合，进而形成了古国部族联盟的方国。显然，联盟最高权力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导权上，实行军事民主制。
    军事领导权可能在古国或部族间轮流执掌或者实行推举下的禅让。在联盟建立初期这种禅让是很正常的。所以尧舜禹的禅让传说大概反映了这种领导权更迭的情形。而且，就尧舜和舜禹之间的传承来说，不能把尧和舜简单地理解为个体的两代人，而应把他们理解为代表了两个古国部族的人格神。“帝 ”在古代传说中也确实是具有神性的部族表征符号。到了方国文明的晚期，这种禅让就不那么能顺利实行了，因为所谓联盟领导权或许会主要表现在方国、部族发展的优势上。掌握领导权的方国、部族在战争中、在诸如治水的重大公共事务中付出巨大，所渴望的回报也就必然巨大，因而就有可能采取措施获得其他方国和部族不具备的优势资源和财富。在那种阶级分化早已产生和捍卫私有财产的体制早已建立的状况下，发生联盟最高权力的争夺就是必然的，争夺的首要目的可能正是方国或部族的优先发展权。当然，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种联盟中，本身就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一个联盟内的古国发展水平不可能齐头并进，他们中有的可能已经进入到方国文明中，比如尧、舜、禹所领导的部族；有的可能还没有跨入方国文明，只是一些古国或更低社会发展水平的氏族部落。在这种状况下，联盟最高权力不可能是绝对的平等公平的“禅让”所以在尧、舜、禹、契、后稷，乃至皋陶、夔、龙、益和所谓四岳、十二牧中，继承联盟最高权力的推举本身也是一种实力的较量。如果不这么看待，就很难理解那些与禅让大相径庭的传说。比如史传尧“三年之丧毕”，舜“让避丹朱于河南”，以及“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乃至“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等等。
    按照传说来看，尧舜之间实行的是禅让，也就是说舜在尧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继承了实际的帝位，禹在舜活着的时候也同样掌握了最高权柄。这在走过了大概两千年之后的战国时代就遭到了质疑。当时的社会局势是诸侯竞政，王权、君权的篡夺时有发生，诸子百家的学说中因而就衍生出许多怀疑、否定尧舜禅让的认识。比如韩非子认为古时天子是因为十分劳苦才愿意让国；更有甚者，认为所谓禅让根本不存在，舜向尧发起挑战，武力夺取了帝位，之后还将尧流放于平阳；禹的帝位也是他罢黜舜的结果。即便是最初在古国部族中形成的世袭制在推广到王国文明中时，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沾满了血腥。关于禹启之间传位的诸多传说说明了这种情形。如有的说“益干启位，启杀之”，意思是益和启之间由于王位继承权发生了武装斗争，最终启夺得了权力。《史记·夏本纪》还记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后人评论有扈氏“知义不知宜也”。如果套用今天的话来说，社会已经发展了，而有扈氏还依然留恋落伍的禅让传贤体制，不能顺应王位继承体制的时代性，其牺牲不就成了旧时代的殉葬了吗？ 文献记载，夏王朝建立不久发生的“太康失国”、“后羿代夏”，这似乎暗示伴随着王国文明时代而来的崭新的王位世袭继承体制并不是顺利建立起来的，而是经历了剧烈的反复。相传启死之后，太康继承了王位，但他沉湎于淫乐。于是居住在东边山东地区的东夷方国“有穷氏”的首领后羿便率领部众挺进中原罢黜了太康，统治了夏的人民，代行了王权统治。显然，后羿是属于夏王国统治集团的，他夺取王权并没有遭到夏人的反对。后羿任用 “伯明氏”的谄佞子弟寒浞为相，后被寒浞杀掉并取代。直到少康，历经磨难，获得了有虞氏的帮助，“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 ”，励精图治，逐渐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消灭了寒浞，终于恢复了世袭王权统治，开创了“少康中兴”的崭新局面。考古学家经过对夏代二里头文化陶器等分析发现，在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文化因素中确实具有比较浓厚的东方山东地区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因素。因此，我们认为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是王权在王国集团内部族团的易手，显然不仅仅是后代人所说的是旁人他族的篡夺，可以理解为是禅让制和世袭制两种权力传承体制的拉锯战。
    同样是在战国时代，儒家、墨家基于对现实纷乱的战争的强烈不满，鼓吹“禅让”、“尚贤”，对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度过度美化，竟然也有诸侯国的国君演出禅让闹剧的。比如地处今天河北东北部的燕国，燕王哙当政时国政衰微，大臣子之派鹿毛寿进言，说燕王如果让国给子之，就如同尧让国给许由，子之一定不会接受，而燕王不仅不会失掉天下，还有了尧的贤名。
    结果是，子之俨然南面称王，国事均由他来决断，三年燕国大乱，不久也就亡国了。毫无疑问，自从进入春秋战国以来，政治体制只能是向着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发展，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秦汉封建社会以来则更没有了实行禅让的社会基础，那种所谓禅让或者是某些强权掩饰自己篡位野心的冠冕堂皇的借口，或者是改朝换代的一个体面的形式，哪里会有真正意义的让国于贤呢 ？魏文帝曹丕早就做了实际的皇帝，所欠只是一纸禅让诏书来做欺世的天授皇权的表面文章，东汉末代皇帝也不过终于借此结束自己傀儡的尴尬境地而已。又如南唐皇帝李煜在兵临城下的时候也做出了让国的姿态，然而北宋皇帝赵匡胤却想的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夏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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