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共六卷，包括《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夏史与夏代文明》《商史与商代文明》《西周史与西周文明》《春秋史与春秋文明》《战国史与战国文明》，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组织撰著的一套先秦史系列。
这套书的诞生，有着时代的背景和特定的机缘。
近年间，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这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深厚悠久历史基础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必然的。绵延连续，从未断绝，乃是中国传统的特性，因此要深入理解中国，不能不求诸历史，而且必须上溯其历史长河，以追寻其形成奠基的根本，也便是上古的先秦时期。自从二十几年前的“文化热”，直到最近盛兴的“国学热”，贯穿着对中国传统的反思和探究，也总离不开先秦时期种种问题的讨论。
工996年，作为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结合的大型科研项目，总目标是使作为先秦时期重要部分的夏、商、西周的年代学进一步量化，为更好地研究古代历史文化、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2000年新世纪降临之际，“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通过验收，公布了“夏商周年表”。中国先秦史学会同人不少参加了有关工作，获有启发，一些出版界友人也受到激励。经过再三酝酿，于是拟定编写这套《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的计划。这个计划幸能得到先秦史各分段多位专家的支持，终能将这六卷本的系列贡献给读者。
中国久远的历史究竟怎么分期，是学术界长期探讨的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各持己见，但是无论如何，先秦时期和秦汉以下之间总是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历史的研究方法上也有着较大的差异。先秦史研究有其本身的特殊性，由于传世文献的有限，不能如秦汉以下那样以载籍为主体，而是年代越古，越需要依靠考古学等学科的成就。
具体来说，先秦史又可大致划分两大阶段：从远古以至唐、虞，是所谓传说时期，与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有所不同。这只是根据现有研究情况来讲的，两阶段间并没有很清楚的界限。比如唐、虞有没有可能划下来，和三代合为“四代”，像《大戴礼记》说的，便很值得斟酌。
不管是传说时期，还是后来的夏、商、周三代，在研究途径上都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主要是历史学与考古学（还有与考古学密切关联的古文字学）的结合。夏鼐先生曾在《什么是考古学》一文中讲道：“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只是物质的遗存，这包括遗物和遗迹。所以它和利用文献记载进行历史研究的狭义历史学不同。虽然二者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我个人体会，夏鼐先生不仅讲了考古学作为学科的独立性，也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它和历史学（狭义）相辅相成的关系。多年来先秦史研究的前进，正是靠着这“两轮”、“两翼”。
即使是传说时期，情形也是如此。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古史传说也是古史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去年我有机会去河北省作一次演讲，谈及炎帝、黄帝传说和文明起源研究，曾引述王国维、徐炳昶、尹达等先生的观点。大家熟悉，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他针对当时关于古史的讨论，指出世界各民族的古史总是史实和神话交综在一起，其间固然不免有后人增加的成分，但一定有史实的“素地”，也即历史的背景。他在《古史新证》中，还专门提出文献与地下材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到1936年，出版了两种有关这一问题的书，即徐炳昶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和尹达先生的《中国原始社会》，两者都接续和发展了《古史新证》的观点，主张将古史传说的研究与考古学成果互相结合融会。
撰著《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的各位先生，对于各卷涉及的学术问题都能抒发多年心得，立足最新前沿，视野弘阔，精义纷呈。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我想就在于把历史学和考古学紧密结合起来，努力为先秦史的进展开拓一个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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