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帮子弟窝”
1964年，我所上的长沙一中是“四清”试点单位，原来的校长、书记全被撤职，派了一个军官来当校长兼书记。他一讲话就是脏话一大串，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当时特别强调学生的出身，而且要追到三代以上。一时间，出身不好的学生特别受打击，情绪低落，觉得自己前途渺茫。而一些所谓出身好的学生又趾高气扬。我那时上高二，是学校团委的委员。我觉得这种成份论太偏激，也不符合党的讲成份、又不唯成份论的政策，于是想找一个出身不好、但由于自己的努力却有光明前途的人来给大家作一次报告。有一个国民党的将军，解放前夕夫妇两人逃往台湾，却留下5个孩子在长沙。他们由政府养大，大孩子考上了对学生的政治要求十分严格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经毕业，分到一家军工厂工作，报到前回到长沙看望自己的弟弟妹妹。我觉得他是个好典型，他的经历对那些出身不好、精神不振的学生应该是个很好的鼓舞。我去找他时，他本人不在，他的弟弟妹妹听说我的来意，都说没问题，替自己的哥哥一口答应了。我回去也安排了时间，写出了通知。但第二天他打电话到学校的办公室，对我说，他不能作这个报告，至于原因，他不能告诉我。我一再求他，说一切都安排好了，不好收场，他还是坚决不答应。我也无可奈何（后来我猜想，他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谍报人员）。但此事却使那位校长开始怀疑我父亲有政治问题，不然我也不会那样热心为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奔忙了，我的“团委委员”职务被撤了，还被变相批判。我感到失落和窝火，忍不住冲进校长兼书记的办公室，质问为什么不准我参加出身好的学生参加的会议？这不是整人吗？他听了一会，突然问我，你母亲为什么同你父亲离婚？我半天没转过神来：“解放后离婚的多了，是别人从中插了一杠子。”他这才说，搞错了，搞错了，还以为你父亲有政治问题，你母亲才和他离婚。又问我父亲在北京做什么。我说当历史博物馆馆长，他说官还不小。后来许多会又让我参加了。而我考大学时，他对我的鉴定评语写得特别好，以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到湖南招生的人说，我是他们在湖南招到的最好的学生。原来那位校长完全是按出身论人了。
我之所以这样详细地叙述此事，是因为我后来曾对耀邦叔叔说起，并说这样的唯成份论对许多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打击和影响很大。在我们班，只有一个出身不好但高考成绩极为优异的学生考上了大学。我说我很为他们感到不平。一些人，父母一生当教师，但因为爷爷是地主或富农，也被当作地主或富农出身。怎么能按爷爷定他们的成份呢？耀邦叔叔听了，说：“你是对的，我一贯主张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你们学校那样太过分了。像你们都是红旗下出生的；即便不是红旗下出生的，也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他们若表现不好，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失败了？如果表现好，大学的门也应该向他们敞开。”后来我回长沙，见到一些因出身问题没考上大学的同学，说起耀邦叔叔的这段话，他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中的不少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又考上了大学，有的成了著名学者。
我想这样的看法，耀邦叔叔一定也给其他和我一样的年轻人讲过，可能更给那些所谓的“黑帮子女”讲过。随着“文革”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怀疑，也越来越厌倦，在他这里，却是不用顾忌的，可以暂时躲避“文革”的纷扰、传播各种‘讣道消息”。同他聊聊，倾听他长辈一样的亲切教诲，也可以诉说自己的心里话。至少我是这样的。也有年轻人是向他反映自己父母冤情的，请求帮助。他很耐心地听他们说。如果他们写有材料，他仔细地看，还帮助修改。一些孩子觉得自己父母的问题大，不敢求助，他还主动托人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找来，了解情况。耀邦叔叔总是安慰他们：慢慢来，先多去看望，送东西，争取待遇有所改善。这些孩子都很感动。我就多次看见耀邦叔叔帮他们修改申诉材料。傅连唓的冤案，因有毛主席表态，周恩来总理几次作出重要批示，借这个机会改变了一大批在冤狱中的干部的非人待遇。耀邦叔叔更借这个机会帮助一些蒙冤干部的子女申诉。
1974年，“批林批孔”，“中央文革”发话，说胡耀邦家里是“黑帮子弟窝”。去的人一下子少了，但我还去。胡德平惊讶地说：“‘中央文革’说我们家是‘黑帮子弟窝’，你怎么还敢来？”我说：“我父母都已经出来工作了，不是‘黑帮’，我当然也不是‘黑帮子弟’了。”胡德平连说：“真勇敢！真勇敢！”
“文革”中去耀邦叔叔家的，不仅有所谓“黑帮子女”，还有所谓“黑帮夫人”。耀邦叔叔搬到胡克实这边院子后，住房很挤。他的一间屋子全是书架，上面全是书。因而他常在院子里接待来访者。常常是他在一边同来访者谈话，我们年轻人在另一边聊天。他接待完后，把来访者送走了，再过来和我们说话。偶尔他的孩子告诉我们刚才接待的是谁。我记得的有贺龙夫人、罗瑞卿夫人。罗瑞卿在“文革”前就被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中的一员被打倒了，贺龙则在“文革”初期就被当作“土匪”、“军阀”打倒，很快又被迫害而死。耀邦叔叔竟敢接待他们的夫人，这得冒多大的风险啊，这得有多大的勇气啊。
“没有那么多叛徒”
“文革”时，到处抓叛徒，最大的叛徒集团是所谓“61个大叛徒”。有次在谈及这个话题时，耀邦叔叔说：我有自己的看法，对这件事我在延安时也了解一些。当时国共合作抗日，我们党特别需要干部，急需把那些被国民党关押的干部解放出来。这是一个特殊情况，由河北局报党中央，张闻天亲自批准。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就代表党中央；而且又经过集体讨论。明明是中央批准的，怎么能说是叛徒！他特别强调：“没有那么多叛徒。若有那么多叛徒，共产党早就垮了。”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我们党有多次路线斗争，曾经有过非常困难的时期，最后总是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真理战胜邪恶。我们党有几千万党员，“真相总会大白！”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关于荣高棠的问题。“文革”中荣高棠被打成叛徒，抓了起来。他夫人有心脏病，大儿子也是先天性心脏病患者。荣高棠被抓后，荣的夫人找过一位高层领导的夫人，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这位夫人对她说：好好保养身体，不要等了。这可以说是来自最高层的信息，由此也可想见荣高棠的问题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当荣高棠的小儿子荣乐弟找到耀邦叔叔时，耀邦叔叔还是帮助了他。荣乐弟当时还只是初中学生，写不好材料。耀邦叔叔亲自帮他写了，写了好几页。主要是申诉，同时提出几点要求，比如允许家人探望，允许养病等。耀邦叔叔怕荣乐弟一些字不认识，写完后还让他念给自己听了一遍，然后关照他：回去后同他母亲、哥哥商量，自己抄写了，把原稿烧掉。耀邦叔叔当时自己就坐着冷板凳，可以说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要是一般人，对这样几乎是板上钉钉的“铁案”肯定避之唯恐不及，哪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帮“叛徒”说话？而且只要说出他帮助写材料的事，就可能遭受不测。但耀邦叔叔仍然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大义凛然怎能不让人敬仰！邓小平主政后荣高棠获得平反，一度担任国家体委主任。1982年11月18日，胡耀邦邀请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队员到中南海做客，荣高棠也参加了。有一张胡耀邦接见女排队员的合影，精神焕发的荣高棠就站在胡耀邦旁边。我想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胡耀邦当初的援助吧。
我曾在耀邦叔叔家里多次见过伍绍祖。伍绍祖原在团中央的青年联合处工作。“文革”中他受到严厉的批判，日子很不好过。当时耀邦叔叔自己还没有工作，却把伍绍祖介绍到王震身边工作。从此伍绍祖常在耀邦叔叔和王震之间传话。一次我听伍绍祖对耀邦叔叔说，很多老同志有这样的想法：胡耀邦是他们中最年轻的，希望他为党、为革命注意保护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意思是耀邦叔叔在“文革”中的一些行为太显眼了，会给他带来麻烦。耀邦叔叔当然知道他们的好心，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文革”中受苦受难的人。这既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他自认为的责任的驱使。
我在耀邦叔叔那里，几乎没有听到过他说哪个干部不好的话，唯一说过的是当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但也不是说安政治上不好，只是说安待人接物上好像有什么不妥。安子文的女儿是耀邦叔叔儿子的女朋友，耀邦叔叔并没因此就反对他们相处。他说，安子文有毛病，但女儿是女儿。他说安子文的“坏话”，大约也是因为这层关系吧。
后来耀邦叔叔从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到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给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从上到下、从个人到集体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包括胡风冤案、反右派冤案、彭德怀及反右倾冤案、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文革”中冤案、“61个叛徒”冤案等等。这实际在他靠边站时就在他的头脑里酝酿着了。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志，而是全党的意志，是全民的意志，邓小平更起着主导作用。
“没有什么反动学术权威”
1972年，我总算从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再去耀邦叔叔家时，就常讲一些科学方面和科学院里的事情。耀邦叔叔对科学非常关注，他常问去他家的年轻人，近来有什么新发明、新发现，他很愿意听。他说：我现在虽没工作，但我不能跟时代脱节。中国在科技上落后人家，这些年差距更大。他对文盲下了新定义：“不懂科技，就是文盲。”年轻人爱说“小道消息”，他有时就引导大家不说这些，而说科技方面的事。
记得陈景润刚刚出名时，有许多与常人不同甚至在常人看来可笑的地方。一次美国一个代表团来华访问，指名要见陈景润。科学院给他做了新衣服，又事先检查了身体，送他去宾馆见了，好像出了一些所谓“洋相”，于是很有一些人认为他有“毛病”。他什么会都不参加，这在当时是不可以的，但因为他有“毛病”，所以也例外了。有一次他突然去参加一个学习会，会上有人批判“苏修”，批判赫鲁晓夫，他竟认为有问题，反而向领导告发“怎么批判起苏共第一书记来了”，大家哭笑不得。我们正说陈景润的笑话，耀邦叔叔听见了，说：笑什么！科学家就是这样，就应当有这种献身精神。又说：科学家，开那么多会干什么！还责备我们：你们这些孩子，学不到人家全部，也至少应学到人家一部分。
当时有个荷兰国的科技展览，是个小展览，以仪器为主。对这个展览感兴趣的人不多。我弄了两张票，送给胡德平。第二天，胡德平打电话来，“小贝，我爸爸也想去看。那司机也得去吧，怎么办？”我说，我在门口等你们，然后对展览会的领导说胡耀邦要来看展览。虽然当时耀邦叔叔还没有出来工作，他们也很高兴，请了最好的讲解员做讲解。耀邦叔叔来后，看得十分仔细、认真。对一些我不认识的仪器，他都叫得上名字。足足看了两个多小时。展览会的领导很高兴，对胡耀邦说，以后凡有展览，都给您送票去。耀邦叔叔还给他们写下了自己家的地址，说送或寄都行。
邓小平复出后，派胡耀邦去科学院，这正对胡耀邦的胃口。他先去找科学院的历任领导（有的还住在被打倒后的小黑屋里），向他们请教。然后再找许多科学家调查，该找的人都找了，其中有不少是当初冲破重重阻力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的，却在“文革”中被打成这样那样的“分子”，当作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受批判。胡耀邦说，没有什么反动学术权威，你们是我们国家宝贵的财富，要你们这些权威带领我们向科学进军。这时他胸有成竹，作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报告，会场里群情激奋，许多科学家当场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我在科学院，听到的几乎是一片对胡耀邦的称颂声。可惜过了不久，就随着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胡耀邦再次遭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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