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61号公路，亦名公路。自由职业者，名字来自鲍勃?迪伦的一首歌名。
　　早期受台湾文学、音乐的影响开始写作，1997年担任《音乐生活报》人物版编辑记者、专栏作者。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四样东西：书、音乐、烟以及爱情。人生不是公路，无法重返，惟以谦卑的姿势写字，使一切看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意义。

　　《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回顾了华语流行音乐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历史，记录台湾三代音乐人的音乐理想与往事变迁。这是一代人对台湾音乐的礼赞，也是对过往青春岁月的纪念。 握着公路厚厚的稿，我就舍不得放下——那不只是一些精心的资料搜集，亦轻亦重的文化历史，一个女孩的思想印记，也是我的一部分。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我直至十七岁时才开始接触台湾流行音乐，那时已经是1980年代尾1990年代头，即是说我已经错过了最美好最有人文气息的时代。从小耳濡目染的听着港式流行曲，我会唱所有的张国荣、谭咏麟、梅艳芳，就是没有太大的感觉；直到一次听到香港电台DJ陈海琪播了潘越云，那一刻的惊为天人，我永远记得，第二天就用了我所有的积蓄去买市面上有售的潘越云卡带，其中一盘是《回声》；齐豫的声音把我儿时的记忆都唤醒了，追溯源头，小时候第一张听的专辑就是《橄榄树》，把这些记忆重组，原来一路走来我已经错过了那么多。
　　我错过了一个用真挚感情、优美文字和完整音乐概念建构而成的美好世界，于是我用跟着的所有青春岁月追回失去了的感动，希望把自己思想成长的真空期用那些唱片再度填满，贪婪地将这些散落在旧唱片铺里的拼图碎片凑在一起……
　　可是，在香港要做这件事实在很难，也很孤独。当所有人去追捧草蜢、林忆莲时，我就一头栽进滚石黄金时期的歌手里去，而所有人都在模仿Beyond的时候，我则拿起木吉他尝试写自己的城市民谣……对一个香港年轻人来说，那是挺孤独的。
　　我没错是孤独，但并不寂寞。
　　借用南京媒体朋友吴继宏常说的一句话：“音乐那么美好，怎能不爱呢？”我爱着的就是那个华人音乐里最多姿多彩，也最纯净的年代，又怎会寂寞呢？
　　可是，遗憾还是有的。弥补的方式，就是自己来把希望实现。
　　2003年我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LYFE，从制作第一张唱片开始，就将我从那些唱片里学到的知识套用在自己的专辑里，从企划、写歌、制作、文案到包装都依循那个时代的模式，企图在自己的一片小小天空里重现丁点那个时代的气息。
　　我清楚知道，历史不可以重来。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命运，音乐就是那些命运的配乐，唱片、歌手、音乐事业也是靠很多因素成就的，呈现的形式会改变，听众的口味也会改变，但我很相信，有些东西是放诸任何时空皆准的，就是人们内心最深处对简单满足感的追求，只要我们相信，世界还是美丽的。
　　想不到，北京竟然有个女孩情况跟我差不多，在遥远的地方努力把她相信的美丽实现出来，尽管我们都离那个地方很远很远。
　　感谢公路，这洋洋十数万字呈现出的美好世界，让我觉得不再那么孤独。

　　《民歌，啊！民歌！》
　　苏来
　　选择在北京居住，母亲几次长叹，儿子离家真远啊！
　　熟或不熟的非北京人则问：北京不是沙尘暴很多吗？
　　我在努力解释的同时，明白了自己选择住北京有非理性的倾向。
　　唉！那就像爱上了一个人，你就得爱全部一样。
　　或者你不爱全部，但只有你可以挑剔错处，一旦别人出声挑了错，你就会跳起来护上几句。
　　对台湾的心情也是一样。八千里路不止云和月，每次在北京和台北之间来回，在飞机上看着飞越的海洋山川和大地，我不能不想起唐人的诗句：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
　　因为离家远，回头望的时候，才明白那千丝万缕的牵挂。
　　就像年少时的当风狂歌，青春的笑语和泪水若不是被歌留了下来，猛回头，便什么也记不住，什么也唤不回。
　　一瞬卅十，民歌从台湾出发，竟也走过了好几个世代。有时走在北京的街头，不期然听到蔡琴唱的《你的眼神》，忽然就回到了那段岁月。
　　展读公路的这本书，我才明白，自己虽是民歌中人，却仍有许多事是我从来都不知道的。若非公路，那些歌曲背后的点点滴滴可能就此深藏。我一边读着，一边不断地发出“啊！是这样啊！”“原来如此啊”的叹息。而那些在风中飘荡得快要无影无踪的青春岁月，忽然又鲜明起来。
　　公路之爱上民歌，想必比爱任何人都要来得既深且狂吧！
　　爱上了，就勇往直前，把什么都抛在脑后了。
　　以一个境外又局外的黑龙江女子，竟能成就格局企图这么大的一本书，不能不令人深深为之折服。
　　看这本书，重温一遍年轻，日渐干涸的心灵重新浇一次水，那些似乎永不磨灭的歌声响起，像是某种生命力顽强的种子，每浇一次水，就开出一些鲜艳的花来。
　　不管民歌廿、卅，还是四十，只要率真不改，歌声都在。
　　重聚的时刻，我们一一从沧桑之中活过来，岁月流淌如斯，只有曾经努力过的梦和理想还会在心底闪闪发光。
　　一生中也许还会去许多地方，生命的场景也许还会不断转换，你我的故事，有着各自的开端和结束，但我们是幸运的，我们会唱同样的歌。
　　我们有同样的温度，我们并不孤独。
　　2007年5月10日
　　写于北京

　　1970年代是台湾社会最动荡的年代，也是台湾文艺思潮发展与反省的年代。
　　台湾的经济刚刚开始起飞，虽然在经济上拥有傲人的成绩，但在政治地位上却面临迷失自我、饱受打击的困局。从1971年退出联合国到1978年的台美断交，以及陆续与¨本等30多个国家断交，台湾社会呈现出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包括将介石逝世。
　　台湾民间社会的反对力量逐渐浮现，开始对权力集团进行挑战。在动荡不安中，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大多选择离乡背井，而更多的人留下来，走上另外一条路，那就是自发唤醒民族意识的道路。大学生组织服务团，上山、下海、下工厂，知识分子掀起反对崇洋媚外、争取自强的民族主义风暴。1972年以陈鼓应、王晓波为代表的台大师生公开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及台大学生郭誉孚血书“和平、统一、救中国”在校门口刎颈，使台湾民族主义运动空前激烈。
　　1971年因钓鱼台归属问题所引发的“保钓运动”，可以视为台湾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首度对台湾政治处境展开的集体式发言。在海外学子及岛内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下，“保钓运动”对外成为一种民族主义式的集体宣泄，对内则引发台湾横跨1970年代的思潮大论战。
　　文艺思潮总是紧紧跟随在社会思潮之后。
　　如果说1960年代的台湾社会处于狂热的西化之中，那么1970年代的台湾社会则属于民族意识与乡土意识的觉醒期。强烈的失落感体现在文化上，促使人们努力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在文学方面发生了“现代诗论战”(1972)、“唐文标事什”(1973)与“乡土文学论战”(1977)，使诸多原本对现代派怀着一片虔诚的文学青年反戈成为乡土文学阵营中的骨干。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矿工画家洪瑞麟描绘矿工的画，学西洋绘画的席慕德绘制的风情民俗画，许常惠教授的民族音乐，林怀民的“云门舞集”，郭小庄的京剧改革等等均为台湾文化的各个领域打开新生命的通道。1976年媒体大幅报道素入画家洪通与民间雕刻家朱铭，1978年“云门舞集”邀请陈达从恒舂到台北，为新舞剧《薪传》演唱《思想起》的老台湾民谣活动，都使得台湾的本土文化逐步被重视并挖掘出来。
　　关于“乡土文学论战”的诠释，杨照的观点是：乡土派真正的对手其实是庞大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不是现代主义。“乡土文学论战”面临政治上的打压、查禁，终于消沉而告结束。
　　本土的画家洪通被美新处、艺术杂志、副刊等炒热之后，有人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洪通说——“到美国开画展”——本土化运动并未如先驱们想像的那样，这场论战没有赢家，现代派是没落了，而乡土派也如彭瑞金的感慨：“说来是有点矛盾的，拼命护守的阵地，敌人撤退了，自己也撤走了。”
　　这场思潮大辩论，最大的收获是唤醒丁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觉醒表现在流行音乐方面，就是著名的台湾现代民歌运动。虽然一些民歌手曾经表示，自己从事中文歌曲的演唱创作与保钓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并无直接关联，但在大环境之下，民歌的发展却无法脱离台湾的历史环境独自存在。
　　另一方面，1959年以前，台湾人口因政治、经济的原因增加过速，1959年以后开始减缓，之前出生的婴儿潮正好在1971年开始进入国中、高中、大学。1970年代的台湾，学生读书的目的只有“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而大学联招的录取率在那个时期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学生没有选择地选择了一种近乎无可奈何的生活。新闻媒体或文艺作品中充斥着强烈反共却又思乡情愁的情绪，“年轻人除了一再复制老一代外省人落荒而逃的莫名恐惧，很难在生命的欲望及活力中找到什么出路”(杨祖珺语)。电视每晚10点以后停播，年轻人在电视中能看到的除了当权者一再严厉指责的“靡靡之音”，就是琼瑶式你死我活的爱情悲剧，或者身着亮片晚礼服被规定不准摇摆身体和臀部的歌星演唱。幸运一点的年轻人还可能读到《文星》杂志、乡上文学、1930年代的影印小说，但大多数年轻人的精神生活都贫乏而窒息。还有一些幸运的年轻人可以购买到由美军电台工作人员盗拷出来的美国排行榜塑胶唱片，而大多数家庭不允许孩子在念书之余听音乐、渎小说，因而家中能够拥有一台电唱机的年轻人只占少数。大多数的学生只能偷偷从电台收听当时余光、陶晓清主持的美国最新流行歌曲排行榜节目，那些歌曲中充满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以及思想解放，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是不可能接触到的。
　　现代民歌运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这些学生的生活，同时在经济上由于出口工业的成功，台湾人消费能力增强，三五百元一把的吉他，多数学生都可以负担，“唱自己的歌”的口号逐渐开始流行。
　　民歌咖啡厅即民歌餐厅兴起，在驻台美军逐年撤减、热门乐团逐渐失去主要表演场所之际，这种新形态演唱方式与场所的结合，成为现代民歌发展的重要前提。从最早的野人、哥伦比亚、洛诗地到木门、稻草人、幸运草、艾迪亚等，为一群专职或兼职的民歌手提供一展身手的空间。以1973年开业的艾迪亚为例，其发展已超出以餐饮服务为主的格局，而形成如导演赖声川听说的“大家都知道要去艾迪亚就是要听音乐，要听音乐就是要到艾迪亚，常有许多从外国来的职业乐手到艾迪亚来玩音乐”。通过这些民歌餐厅，自弹自唱的民歌手得以聚集起来，而创作歌曲的想法与行动，也在这些场合逐渐浮现。
　　1973年的哥伦比亚大使馆咖啡厅，胡德夫在这里驻唱，“洪小乔在整理歌谱，张艾嘉逃学坐在那边，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吴音宁《有音荡的地方》)，李双泽边喝酒边等待着胡德夫工作完成，一起去洛诗地铁板烧玩他们最想玩的音乐。或许1974年的某一天，赖声川在艾迪亚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当时仍在台大哲学系读书的丁乃竺正在台下端盘子，杨弦背着吉他在来的路卜，而吴楚楚坐在一旁给吉他调弦，为即将上场做准备——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代，同样有酒有音乐有朋友，却不是同一种酒、同一种音乐、同一种朋友。
　　民歌餐厅是许多歌手的原点。大多数流行音乐的歌手都有在民歌餐厅驻唱的经历，在民歌餐厅演唱时被唱片公司发掘的也不在少数。现在，民歌餐厅已经式微，木船的最后一家民歌餐厅也已宣告结束。
　　如蒋经国在1980年代“解严”前说过的那句话：时代在变。

自序 永远的未央歌

前言 反省的年代

推荐序（一） 杨弦

唤起民歌时代的心中梦想

第一章 往事

第二章 盛开

第三章 绽放

第四章 蜕变

第五章 乡愁

尾声 历史没有真相

附录

跋 林一峰

给孤独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