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了一（1956）认为，“意义往往是随着结构形式转变的，某词在某种结构形式里，已经不再是词典里的原来意义。例如‘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按汉语语法的一般规律，动词下面加‘了’字，‘了’字后面再加名词，这动词就是一个外动词，因此，这里的‘死’字已经变了外动性质。这句话的结构和‘王冕七岁丧父’是同一类型的。严格地说，当然不能说‘死’就等于‘丧失’，因为‘死’字本来不是外动词，是由内动变外动的，而‘丧失’本来就是外动”。②按照这样的分析，“父亲”不可能是“死”的施事，倒是“王冕”似乎应该看成是施事。
李人鉴（1956）认为，动词除本身所含的意义外，还可以在句子里表示其他意义，例如“王冕死了父亲”中，“死了”兼表丧失的方式。他认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和“他死了父亲”，都是说明遭遇的句子。虽然“得”与“失”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同属于遭遇的范围，所以句子也就采取了同样的结构形式。他认为“一个儿子”和“父亲”都是宾语。③
任铭善（1956）认为汉语里施受关系是一回事，主语宾语又是一回事；两者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不一致的。“死了父亲”和“来了一个人”是施事者居于宾语的地位。他指出“‘死了父亲’是一个动宾结构，但这并不否定了‘父亲’的施事性质。”④
关于“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邢公畹（1956）认为，依照语法上的分析，“王冕”是名词，在动谓词前，跟动谓词及其宾语发生了主谓关系，成为谓语所说明的主题事物，所以是主语。“父亲”在动谓词“死了”之后，使动谓词的意义更具足，所以是宾语。“死了父亲”是全句的谓语，所以在节奏上结合得很紧，“父”字是重音节。又如“村子里死了人”，“村子里”是主语，“死了”是动谓词，“人”是宾语。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