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统一文字与统一天下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常挂在说历史的人嘴边的一句话。确实，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中时有分裂割据的情况存在，然而直至今日，中国依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间断断续续的分裂割据只是其中的一个个小插曲。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可以从许多角度去阐述。但是汉字作为华夏民族文化认同的根脉所在，对维护统一所起的不容忽视的强大作用则是中外学者们共同的认知。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指出：“中国文字在中国的文化发展被地理上的重重障碍所分割的情况下，成为促进中国文化统一的一个多么有力的因素。”今日的许多学者也有着共同的语言：“汉字是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纽带”，“是维系我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大统的最大功臣”。
我们将从两个角度探究汉字在维系中华统一方面的功能。首先，自古以来，华夏大地就是多民族共同的舞台，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有不少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系统，而汉字则是维系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的牢固纽带。由于这一纽带的绵绵不绝，原仅处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风雨历程中，不断同化、融合周围的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大一统的统治，都自觉地使用、统一和规范汉字。其次，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由于地域不同造成的方言差异十分明显，吴侬软语与燕赵铿锵，造就了百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语言奇观，使得不同方言区的人常无法直接用自己的方言进行交流。这时，又是超越方言的汉字起到了不同方言间沟通交流的坚固纽带作用。
第二节从秦始皇“书同文”到“乾隆御笔知多少”
时下荧屏中时常出现的乾隆皇帝是个喜欢巡游的人，曾经六下江南的乾隆在全国各地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御笔。“乾隆御笔知多少”，当代作家荒芜的一句诗生动地说明了这一情况。除了留在各地的御笔之外，乾隆一生还写了数万首诗。这些御笔、诗作自然都是用汉字书写的。清人人关后所推行的“薤发令”、“满汉不许通婚”、满城专供旗人居住而汉民不得擅人等政策，以及嘉定、扬州等地的屠城记录，足以说明满族统治者排斥汉人的态度。而在清代初期，清朝统治者曾经排斥汉字，把保持“国语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这里的“国语”并非现在所指的汉语普通话，而是指满语、满文。但是作为清朝满族的皇帝，本来应该说满语、写满文的乾隆留下的文字作品却都是用汉字书写的，这其中的原因何在？
要探寻其中的奥秘，首先要回眸两千年前建立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秦始皇所采取的“书同文”行动。公元前221年，刚刚建立大一统帝国的秦始皇马上下令“书同文”，也就是统一全国的文字。具体做法是由丞相李斯和赵高、胡毋敬等人整理文字，以简化过的秦文字“小篆”作为标准字体，“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废除了其他各国的异体文字。
为什么秦始皇要在统一全国之后立即开始统一文字的工作呢？战国时期，诸侯国群雄割据，各自为政。在社会交际中，不仅“言语异声”，甚至“文字异形”，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字形体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些千变万化的文字写法也没有一定的体系和结构规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文字异形”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交流造成了巨大的障碍，甚至到了秦始皇的诏书至桂林一带一般人都不认识的地步。因此统一文字就成为当务之急。
秦的“书同文”政策的推行方法，一是编写识字课本，如《仓颉篇》、《博学篇》、《爰历篇》等，让儿童从小就得到规范的文字教育；二是借巡游之机，四处刻石，如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等，一方面记载秦始皇的功绩，一方面留下标准的文字形式，供入学习。三是在统一度量衡的制度中所颁布的诏版中使用规范小篆，作为国家标准文书，树立字形方面的典范。
“书同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文字进行系统的整理规范。秦本处西北，进入周原后，继承了先进的周文化，包括周的文字体系。因此，秦国的这种以秦文字为基础的规范统一方案，被罢者多是不符合汉字发展规律的某些六国文字，实际上继承了汉字的正统，与汉字的发展过程相契合。秦始皇的“书同文”行动正处在汉字从古文字到今文字转变过程中，使两千年来汉字的发展具有了极高的稳定性。经过这次整理之后，汉字字形有了规范的标准，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政令的畅通。文字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工具。只有规范、统一的文字，才能促进民族的统一、文化的繁荣。随着秦的疆域的扩大，统一的汉字不仅推动了汉民族地区的统一和发展，也推行到了民族地区，加强了民族间的融合，甚至影响到了周边的国家。
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希望通过统一的文字来维持大一统的统治。“书同文”政策以汉字统一为基础的文化统一，确实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而满族皇帝乾隆热衷学习书写统一汉字也正是由于这个动力，他们殊途而同归。因此，虽然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整个满族却都学习汉语、汉字、汉文化。满族家庭教育都须兼及汉字，文献教育则主要是汉典籍文献。皇帝以身作则。据说乾隆皇帝六岁时就能背诵《爱莲说》。清朝在整理汉文典籍上也做了不少大事，如编纂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汉文书籍，直到今天仍为学人使用。
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者学习、使用汉字并不只有清朝满族统治者。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结束了十流过的混乱时期，实现了中国北方的统一。魏孝文帝即位后，北魏强行推行了彻底的汉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不准说鲜卑语，一律说汉语，且30岁以下的立即改，30岁以上的慢慢改。当官的说鲜卑语就要降职。语言如此，文字自然也一样。正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使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和汉族真正融合在一起，加速了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也为日后隋朝的统一打好了基础。
清朝学习汉文化的“熔铸满汉”客观上最终也使得满族在语言文字和文化上越来越接近汉族，导致了民族间的融合。到了乾隆年间，许多八旗子弟“习汉字，人汉俗”，以至于“渐忘我满洲旧俗”。到了如今，在满族文化的最后遗存地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三家子屯，能说满语的只剩下几个老人了（参见《南方周末》2007年7月26日）。
可见，汉字在民族融合统一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民族的融合是文化上的融合，而文化的载体是语言和文字。因此，正是汉字所负载的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使得汉字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量，促使汉族文化不断同化其他民族的文化。对于汉字的这种功能，孙中山先生1917年写的《治国方略》中总结说，中国“五千年前，不过黄河流域之小区，今乃进展成为兹世界无两之巨国，虽以积弱，屡遭异族吞灭，而入侵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华民族，反为中华民族所同化，则文字之功伟矣”
正是由于汉字在民族融合、国家统一过程中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异族统治者要想在中国大地上维持统治，汉字的推广使用就成了他们首选的途径。这是由汉字本身所具有的超方言的表意能力所决定的。有人曾将欧洲各国的独立归结为其语言和文字的不统一。而中国虽有差异巨大甚至无法相互直接的通话的方言的存在，但依然维持数千年来的统一趋势，归根结底就是由于超方言的表意体系的汉字维系了中国的大一统，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汉字统一了中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