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出拙著《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获译成中文出版,本人深感荣幸,并非常乐意为中译本写此序言。该书于2001年4月由卢特里奇出版社初版。我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至那时为止散落于不同出版社、以不同语言发表的主要翻译理论汇集到一本书中,并逐一对之清楚地加以总结和批评。该书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取得成功,表明我的目标已经达到,令人满意。
本书的成功,使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因为要筛选及评估这样庞杂的文献,其过程可谓充满陷阱;许多本该收录的作者却不得不放弃,这也是无可避免的。另外,本书要涉及诸多领域的文献,并对之进行提炼,极可能会把有关理论简单化,使得介绍流于表面;而在有关细节上也极可能出错,从而受到在翻译学某些领域造诣极深的学者的批评。另外某些学者也会提出批评,觉得他们更有资格写这样一本书。在此,我也想指出,本书成书过程中得到了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鼎力相助,在整个写作的不同阶段,他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仔细阅读书稿,并提供修改意见。
我力求为截止20世纪末翻译学的各主要思潮作出不偏不倚的评价。像其他在多语领域工作的研究者一样,我发现自己受到语言的限制,因为我只有几种最熟悉的语言。我的母语是英语,主要的外语为西班牙语和法语,但我也可以阅读其他罗曼语言(加泰罗尼亚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以及德语和相关的语言(如荷兰语),只是不如西、法两语那么熟谙。对本书的一个合理批评就是,书中未能给某些语言文化极其丰富的翻译传统以应有的位置,汉语和阿拉伯语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直到近来,翻译学一直主要只是欧洲的一门学科。当然,正如本书第八章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起,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和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等学者的后殖民主义和语境理论成了翻译学研究的一个新焦点。近期出版的有关中文翻译传统及其他非欧洲语言的论文集也更加丰富了翻译学研究。以后若修订《翻译学导论》,肯定会吸纳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从2001年本书出版至今,已有五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翻译学还取得了其他一些重大发展。其中最显著的包括影视翻译(配音和字幕翻译)、翻译技术(从机助翻译工具到借用单语语料库语言学技术),以及与诸如创意写作和文体学等相关领域的交叉。创意写作和文体学等领域直到近来还几乎只关注单语研究。我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是描述性翻译研究观照下的文体学和语料库语言学,另外还有语篇分析的应用以及意识形态与翻译学研究。
我要为自己不懂中文而致歉。时间和机会总是有限的,但我殷切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学习足够的中文,可以在我的研究中纳入相关的、极有见地的中文翻译实例。我目前从事的关于文学翻译家的身份研究,涉及到杰出的翻译家兼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生平。他或许是20世纪最富才华的翻译家,在将中国和日本古典作品译成英文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过去20年,汉语在英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英国有好几个研究生翻译课程都提供汉语与其他语言互译的训练。这包括我从2000年任教至今的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以及我2006年9月即将履新的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用利兹大学的地址与我联系。
最后,我想在此感谢参加本书翻译的全部译者,特别是译者兼编者李德凤教授,感谢他们为翻译《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所作的努力。希望中文版会对中国的师生有所裨益,并培养人们对翻译的兴趣,激发更多人来研究翻译学——这一具有无穷魅力的学科。
杰里米·芒迪
2006年7月
(李德凤 李丽 译)
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翻译研究摆脱寄人篱下的命运,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却是在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的。特别是70年代以来,形形色色的翻译理论层出不穷,让人(尤其是初学翻译者)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卢特里奇公司2001年出版了《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一书,作者杰里米·芒迪对纷繁杂呈的翻译论争焦点和理论流派进行归纳、概括,上溯远古,下及当代,远至未来,既有历时的梳理,亦不乏共时的探讨,展现了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概貌。
近些年翻译研究在中国也取得了长足进展,进一步推动了翻译培训的发展。以内地为例,继北京外国语大学于1994年成立内地首个高级翻译学院之后,许多高校先后成立了翻译系,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于1997年就成立了第一个翻译系;近年,上海外国语大学(2003年4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5年4月)、西安外国语大学(2005年5月)等高校又相继成立了高级翻译学院。不仅如此,像西安翻译学院、大连翻译学院等民办翻译学院也不断出现。2004年内地首个翻译学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立。2006年教育部首次批准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设立翻译本科专业后,200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以及浙江师范大学再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翻译本科专业。在香港,亚洲地区第一个翻译系于197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由政府资助的香港八所高校中,香港中文大学和岭南大学设有翻译系,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浸会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等四所院校开设了翻译科目。上述六所高校均招收翻译学硕士、博士。另外香港中文大学和浸会大学还分别设有翻译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和翻译中心(The Center for Translation)。在澳门,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学院等两所公立大学均开设了翻译方面的课程。
翻译培训的蓬勃发展,也让我们意识到翻译教材建设的迫切性。就翻译理论而言,直接阅读英语原著对于初学翻译者或对翻译理论涉猎未深的人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终究不如使用母语学习起来得心应手,收效显著。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从众多的翻译理论著作中,挑选了杰里米·芒迪的《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一书,将它译成中文,献给有志学习翻译和从事翻译研究的读者。
本次翻译活动具有如下两大特色:
其一,译者阵容强大,充分发挥各自所长。参加翻译的十多位译者,全部来自内地和港澳高校,主要由翻译学博士或教授组成。每位译者均在所翻译的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这就为译文的准确性和忠实性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其二,贯彻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以读者为本是原书的一大重要特色,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也始终铭记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具体来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语言力求通俗易懂。理论著作常难免晦涩艰深之诟病,而芒迪的这本著作却以朴实清晰的语言,揭开了各色翻译理论背后神秘的面纱。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力求在语言上首先不要把读者拒于千里之外,尤其是对于那些尚在翻译学门外徘徊的人士,抑或是刚刚踏入翻译学大门的读者。
适当保留英语原文。为方便读者在学完本书内容后可以对一些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问题,继续深入研究,阅读相关文献,每章的“主要文献”部分、文中的文献出处和书末的参考文献(bibliography)部分等都保留或提供了英语原文。
此外,我们还特意编辑了《英汉词汇对照表》,附于书后,以方便读者查找和理解。
最后我们还想谈一谈作为编者及译者的一点感受。这次翻译,也让我们又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之艰难,体会到在“忠”与“美”之间“戴着镣铐起舞”的无奈,体会到在成功解决一个个翻译难题的“山重水复”之后,面临“柳暗花明”的极喜。而编辑工作,也同样具有挑战性。在翻译筹划之初,我们就清醒地意识到由于众多译者的参与,会给后期的编辑工作带来无数的艰辛和困难。但为了汲取众译家之所长,我们还是毅然为之。众译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译风,我们在统稿时,尽量做到前后一致,但又努力避免消藏译者自己的声音。
翻译始终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我们尽力在“可为”与“不可为”之间找到一种和谐,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和尝试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能够吸纳更多人士来关注、投身翻译学这门新兴的“朝阳”学科。同时我们也诚恳期待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参与本书翻译的各位译者,感谢他们对本次翻译活动的支持与合作。也要感谢原书作者杰里米·芒迪欣然为中文版撰写序言。感谢北京商务印书馆的侯玲女士促成此书出版。
译者
2006年5月
展开
芒迪的著作为[翻译研究]这门发展迅速的学科拍了快照,清楚而精辟,形象鲜明,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该领域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对研习翻译学的师生都极具价值。
巴兹尔·哈蒂姆,英国赫里奥特—瓦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