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术圣地的诞生 二十世纪初，美国新泽西州的班伯格家族，自从白手起家在家乡纽沃克市开设第一家小商店以来，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已经跃升为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百货零售业的巨子。老板是兄妹俩。不知是出于敏锐的商业直觉，抑或纯属鬼使神差的巧合，在1929年纽约股市全面崩溃之前的6个星期，他们将手中持有的股票全部抛出兑现，躲过了20世纪这场空前绝后的“股市之灾”。当时他们掌握的可支配资金达到2500万美元，决定在新泽西州捐资做一些善事。2500万美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
班伯格兄妹委托两位律师去找亚伯拉罕·弗雷克斯纳。那时候弗雷克斯纳已经退休。班伯格之所以要找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弗雷克斯纳，是因为他写过一份报告，讨论当时的美国医学教育，认为系统混乱，标准不高，长此下去，在20世纪的医学发展中美国要落在后面，这将直接危害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报告振聋发聩，在朝野引起强烈反响，从而美国的医学教育在20世纪初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自此之后，弗雷克斯纳还被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比如参与捐资开办北京协和医院。
律师找到弗雷克斯纳，对他说，“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想捐钱做一些事情。我们知道你对社会事业很热心，很有见解，也很有经验，想听听你的意见”。弗雷克斯纳说，“巧极了，我正好写了一本小册子，你们拿去看看”。那本小册子的主题，就是指出当时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非常脆弱。那时候，美国的学子要跑到欧洲才能拿到像样的科学学位。弗雷克斯纳认为，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小册子指出，美国必须建立一些独立的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
几天以后，律师打电话给弗雷克斯纳，说班伯格先生想请他吃饭。在吃午饭的时候，班伯格对弗雷克斯纳说： “你的书写得很好，我愿意尽我的可能支持你的设想和计划。你觉得需要多少钱？” 弗雷克斯纳后来在自传中说，见面之前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设想很快就可以实现，真的就可以去做了，更没有想过到底需要多少钱。可是当班伯格问到时，他却必须马上回答，所以就随便说了一个他认为很大的数字： “500万”。500万美元，在当时的确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班伯格并没有当下立即确认。几天以后，他正式给弗雷克斯纳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我愿意捐500万，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出山，当高等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
接信以后，弗雷克斯纳为难了好久，不能决定是否答应班伯格的要求。他一方面因为自己的设想有了实现的机会而高兴，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已经退休多年，应该表现出“成事不必在我”的胸怀和潇洒，不宜“东山再起”。就这样，他烦躁不安地踌躇了十多天。
在两个星期之后的一天，他的太太再也不忍心让他苦恼下去了，就对他说： “你必须接受。我跟你已经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对你非常了解。假如今天你不接受这件事情，你的脾气一定会变得很坏，我就无法再跟你一起生活下去了。” 就这样，亚伯拉罕·弗雷克斯纳成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第 作为院长，第一件事情就是筹划研究院应该研究什么东西。500万美元固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是要想在尖端科学的每个方面都去研究，在义史方回都去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必须作出选择，有所取舍。
至于如何选择，弗雷克斯纳定下了一条原则：先要物色卓越的人才，然后发展他们擅长的学科，而不是先决定发展什么学科，才去找人。也就是说，先去找已经做出并且还能做出杰出研究工作的人，如果他愿意来的话，就在研究院里开辟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
至于研究专业，虽然弗雷克斯纳自己倾向于经济学，不过很快他就听取了别人的建议，选择数学这样一门更加具有基础性质的学科。事实上，那时候和现住一样，鉴别优秀的数学家，总是远比挑选出色的经济学家更加容易。
接下来就是选址的问题。班伯格家族所在的纽沃克市，是新泽西州的 “大城市”，但是人们往往认为那里“只有油漆工厂和屠宰场”。弗雷克斯纳设想邀请的国际学术明星们，当然不会乐意跑到这样低俗的地方来。
于是，邻近的普林斯顿自然成为首选。据说还是拓扑学家奥斯瓦尔德·维布伦告诉班伯格家族，说普林斯顿完全司以“在拓扑学意义上”被认为是他们的家乡纽沃克市的“郊区”，这才促使他们最后决定把高等研究院建在普林斯顿。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弗雷克斯纳怀里揣着班伯格家族提供的资金，开始周游世界--主要是在欧洲--物色优秀学者。那个时候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哥廷根，才是学者心目中的圣地。弗雷克斯纳许诺给予这些学者优厚的工资和额外津贴，并且保证他们拥有绝对的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
但是，一开始，招募工作就很不顺利。在许多欧洲人看来，当时的美国，如果不是蛮荒之地，也只是暴发户的乐园而已。
恰好在这个时候，希特勒在德国的影响和势力迅速上升，后来实行独裁统治德国。战争阴云日益临近，整个欧洲都显得忧心忡忡。纳粹德国的大学更是大肆排挤犹太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经过长达三年的耐心的争取，欧洲最伟大的学者爱因斯坦终于同意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第二名成员。消息传出，学界马上认识到，“物理学的教皇已经移居美国，美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自然科学中心”。1933年，奥地利维也纳的逻辑学神童库尔特·戈德尔和德国数学巨星赫尔曼·外尔随后也来到美国。外尔在接受邀请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研究院同样也要为比较年轻的学者打开大门，不要只盯着功成名就的大人物。于是，刚满30岁的冯'诺依曼因此获得聘请，成为研究院最年轻的教授。就这样，几乎是在“一夜之间 ”，普林斯顿成为像哥廷根一样引人注目的学术圣地。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富尔德大楼，在1939年落成。绛红色墙和蓝绿色“瓦”的富德楼，顶端是一座白身绿顶的钟楼。它是高等研究院的标志。富德楼正面，是树木环抱的大片草地，没有建筑。草地上有一些樱树，春天樱花怒放，十分秀丽。草地南沿，是大片树林，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喜欢在这个树林中散步，陶醉于泥土的气息和树叶的芬芳之中。从此，原本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们一起挤在数学系所在的范氏大楼工作的这些研究院教授，有了自己的地方。但是，他们仍然合作开展研究，联合编辑学刊，出席彼此的讲座，互相参加研讨会，还一起享受下午茶。这种亲密的友谊并没有因为搬家而有所削弱。高等研究院和大学的交往是相得益彰的：研究院的声誉将最出色的教师和学生吸引到大学来，同时，大学里相当活跃的数学系和物理学系也引起了研究院的访问学者或研究人员的强烈兴趣，特别是因为他们有优秀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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