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耕读文化的式微
古代中国形成的耕读文化，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和科举制度。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国门洞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渐趋解体，“耕”这种生存方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则更加快了耕读文化衰落的进程。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清廷颁诏，谕令自次年起停止科举考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即停止。”这样，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有知识有文化的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在士农工商四大阶级的等级分层中，士大夫阶级是社会的中心。通过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保证了等级间的有序流动，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整合和稳定。士大夫阶级是国家和社会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他们在朝为官，在野为绅，在乡为地主，是道统和政统的统一。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改变，四民社会在逐渐地解体，随着乡村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金钱的崇拜代替了身份的崇拜，士大夫阶层发生分化，地位逐渐滑坡；但作为一个阶层被彻底颠覆，从根本上消灭其再生机制的则是于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
近代社会也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读书人已不再发挥沟通上下的作用。可以说，士阶层的地位和功能变化，直接促使了耕读文化的衰落。二、文化世家
在“家齐而后国冶”的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一直重视家庭、家族的提升和发展，形成了所谓世代相传的“世家”、“望族”，也就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世家大族。除了血缘关系以外，文化学术的传承成为维系世家延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纽带，形成了古代中闻特有的以家学渊源或家学传承为特征的文化世家。
1.曾国藩和曾氏家族
在耕读传家的身体力行方面，曾国藩及其家族可称为典范。曾氏家族一直在荷叶塘过着半耕半读的农家生活。
据王定安所撰《曾国藩事略》记载：“曾氏自明朝以来世业农，积善孝友，而不显于世。星冈公（曾国藩的祖父）少时善任侠，已乃折节下士。尝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徙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姓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曾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亦耕亦读，勤俭持家，敬祖睦邻，成为曾家持家立业的基本生活理念和世代相传的传统。
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初四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昔吾祖星冈公（曾玉屏，曾国藩祖父）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持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潢的信中也提到：“余与沅弟（曾国荃）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日‘早、扫、考、宝’。……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
所谓书者，读书习字也；蔬者，下地种菜也；鱼者，池塘养鱼也；猪者，喂猪养畜也；早者，早起也；扫者，扫地也；考者，祭祖也；宝者，亲族和睦也。这集中反映了曾国藩家族的耕读文化传统。
2.徽州文化世家
据明代嘉靖时人程尚宽纂修的《新安名族志》所载，到明代中期，新安（徽州的前称为“新安郡”，故名徽州为新安）的世家名族共84个，其中大多都有自己一脉相承的家学传统。诸如商学、理学、经学、文学、医学、艺术、篆刻、藏书等等，每一方面都有为数众多的世家群体。他们在各不相同的文化领域，志同道合，施展才能，守成创新，共成辉煌，形成了自成系统且各具特色的徽人贾道、新安理学、皖派经学、徽州文学、徽州戏剧、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工艺等，分别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
徽州文化世家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原因：
其一，血缘宗法制的社会背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宗法制的特点，社会成员都是以祖宗血缘亲情联结起来，又以嫡庶长幼的统系分别开来。互相之间既是尊卑有序，又是血缘一体；既肃穆威严，又温情脉脉。此为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形式。徽人的祖先多是来自中原世家宗族的遗民，他们迁到徽州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依然聚族而居，保持着在宗法制度影响下形成的世家风气；加上徽州四塞之地的特殊环境，逐渐成为后来衰退了的昔日中原家族文化的典型和标本。
其二，儒家思想的内在情结。孔孟仁学和程朱理学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正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徽州素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的称号；朱熹本人更是地道的徽州世家出身，因此程朱理学又称为“新安理学”。徽州与理学这种得天独厚的关系极大地增强了徽州士人的凝聚力和自觉感。自朱子之后，徽州士人多明义理，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成为徽州士人修身、齐家的一个共同的文化情结。至今在徽州境内，留存的各种节烈牌坊还比比皆是，由此可窥一斑。
其三，商业资本的经济支撑。徽商的活跃和实力的雄厚是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徽州文化世家大都建立在发达的商业经济基础之上。明清两朝徽州出身的名儒名宦，如许国、金声、潘珏、戴震、汪道昆、王茂荫等均是商人的后代。可以说没有徽商的经济支撑，就没有徽州的文化世家，也就没有今天的徽学。
与历史上一般世家大族相比较，徽州文化世家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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