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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专题4 中国的经济增长
【考点解析】
相关考点综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增长，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却存在重大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过多依赖要素投入，粗放型经营。运用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是一个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很好考点。
【阅读材料】
（一）几个基本问题的澄清
1.评定经济增长的指标——GDP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定义。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经济社会在某一给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
该定义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市场价值概念；国内生产总值测度的是最终产品而不是中间产品的价值；国内生产总值指的仅仅是一个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而不是一定时期内所出售的最终产品的价值；国内生产总值仅仅是一定时期内生产的价值，故包括时间要素；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不是国民概念；除少数例外，国内生产总值仅仅是指为市场而生产的物品和劳务的价值，非市场活动不包括在内。
该指标是存在缺陷的：因为国内生产总值只是我们社会生产的物品和劳务的总价值的测度，它还远远不是人们福利的完全的测度。例如，它没有告诉我们享受了多少闲暇（例如两个生产了同样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一个国家的成员劳动十分紧张，一个国家的成员却享受许多闲暇，显然后者福利大于前者，即后一国人们要幸福多了）；它也没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出来的物品和劳务是怎样分配的（例如两个生产了同样多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比较均等，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极不均等，即贫富差别很大，显然两个国家人们并不同样幸福）；它也没有说明环境污染到了什么程度（例如假定两个国家生产了差不多的国内生产总值，其中草药国环境被严重污染了，显然该国人们的幸福不及另一个国家）等，然而就作为人们一般物质福利测度而言，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一个有用的概念。
2.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含义与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商品和劳务的能力的增长。
经济发展：不仅指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还包括适应这种增长的社会制度的变化问题。
二者关系：经济发展必然有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
3.经济增长的源泉：要素供给增加和要素使用效率提高
大部分产出增长归因于总的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出的实际增长和根据要素投入增加而预测的增长之间的差距可称为剩余。它说明，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如何，它是一个除劳动和资本增加以外的一切产出增长的源泉。
4.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该模型的假设前提是：
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
储蓄S是国民收入Y的函数；
生产过程中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L和资本K；
劳动力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增长；
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问题；
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在以上假设前提下：
令K＝vY，v为资本-产出比，则△K＝vAY，而I＝△K＝v△Y，又令S=sY，经济均衡的条件为I=S，所以有△Y／Y=s／v。即国民收入增长率必须等于社会储蓄倾向与资本-产出比二者的比率，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公式可表示为：GA=S／S（其中，GA、S、V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资本-产量比率）。首先，国民收入要实现均衡增长就必须等于GW，GW=s／v，，其称为有保证的增长率，这里的s／v，可以理解为企业家意愿中所需要的资本产量比。其次，要考虑就业水平这一因素，实际增长率要等于劳动力增长率GA=GN=n。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中的充分就业均衡增长条件可表示为GA=GW=GN=n=s／v=s／vr（GA、GW、GN分别为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在这个模型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存在性问题，即是否存在一条这样的均衡增长途径；二是稳定性问题，即经济活动一旦偏离了均衡增长途径，其本身能否自动的趋于均衡增长路径。实际增长率一旦与有保证的增长率发生偏差，经济活动不能自我纠正，甚至产生更大偏差，这一结论称为哈罗德的“不稳定定理”。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悖论
中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自1980年以来年平均增长率为8.6％，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国家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
另一方面，香港恒生国企指数自1993年至今年7月已经下跌了1／3。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如果用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比例来衡量，中国这个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没有效率的一个。在微观层面上，如果一个企业持续亏损，那么它很可能是受生产效率低下所困。在宏观层面上，如果资源不断流向这种企业，就缺少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两种类型的低效率集中体现为银行体系的呆坏账上。外国分析家估计，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账比例高达50％（官方估计的两倍），是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匪夷所思的：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又是最无效率的。
人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看法由此产生众多分歧。许多中国观察家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持疑。一些学者指出数据中存在大量相互不符，比如各省加总数字和国家发布统计数字之间的差异，比如偏低的能源消费数据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成比例，等等。但是，中国的统计数据经受住了严格的国际审查。摩根斯坦利的谢国忠用可以证实的数据，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在过去20年中真实经济规模确实扩张了5.5倍。这些数据包括快速增长的居民储蓄，以及用中国贸易伙伴进口数据证明的快速增长的中国出口。
如果中国的增长是真实的，这种颠倒了经济学传统逻辑的增长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呢？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曾经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其效率低下也是众所周知的。前苏联解体后，经济几乎完全崩溃。现在，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中国的1／3。这种增长是真实的吗？在莫斯科，酒店房间里的电视屏幕前常常有很大的标志牌，上面写着：“看电视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以防电视机爆炸。”
前苏联人只能买这种电视机，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成千上万的前苏联工厂不断生产越来越多的劣质产品，同时，他们还出口这些到东欧各国和中国。前苏联的经济是真实的，并且不断增长。
但在前苏联解体之后，外国商品进入其本土市场，国产品的市场需求就急剧下降。俄国人可以买到更便宜的索尼电视，难道还会选择会爆炸的国产货吗？这些生产性资产多数一夜之间变得一钱不值。回头看来，前苏联经济在封闭的时候是真实的；一旦外来竞争者进入，它就成了虚幻。
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是低效率经济体实现高增长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前苏联同时有较高的储蓄率，这是另外一个必要条件。
中国同样得益于超过40％的高居民储蓄率这一有利条件。不同的是，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国外产品在国内畅行无阻。“中国制造”的产品在西方市场上随处可见。对外贸易目前占中国GDP的40％还多，这个比例远高于日本。
中国经济中的一部分仍然是封闭的。这就是资本管制。中国的消费者可以购买外国的产品和服务，但不能将手中的人民币转化成外国通货用以对外投资。
没有效率的经济有可能实现真实的增长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自然的高储蓄率，第二是人为的资本控制。假设公民因为某种原因停止储蓄，银行没有多余资金对企业投放时，增长就会停止。如果允许储蓄流出国境，去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增长也会停止。
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那么在一个低效率的经济中，资本的真实回报会比一个更高效率经济中资本的真实回报要低。这一点在那些同时在中国国内和海外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价格的持续差距中可以看出来。这些公司境内、外平均的价差是2：1。换言之，具有同样风险的投资在中国的回报率仅是海外的回报率的一半。
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地具备了一个低效率的经济要取得高速增长所需要的两个必要条件。这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真实的，也是不真实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高储蓄率通过银行转变为了高投资率，进而促进了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扩张，在国有经济领域尤其如此。这样的大规模投资带来了快速的资本形成，个人收入，储蓄和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总量相应的扩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企业却不必盈利。
这种经济增长同时又是不真实的。配置的低效率导致了有限资源的大量浪费。比如，国有经济创造了总工业产出的不足30％，但是其固定资产投资却超过总固定资产投资的50％。这种低效率增长的代价就体现在中国银行系统坏账的积累上。标准普尔估计中国大概需要518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0％，才能完全清理其银行系统的坏账。这个数目再加上如果不能继续取得银行贷款而会破产的公司所损失的权益价值，相当于中国经济要经历好几年的负增长。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看作是以很高的代价借来的，而中国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
如果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可能大量流出，而危及中国的银行和诸多依赖银行生存的企业，也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失去羽翼。
对资本账户的外汇管制能让中国维持“借来的经济增长”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高储蓄率很可能在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随着中国人口的老化而下降。原因有两个：
首先，在1950-1960年以后出生的大量中国人将步入退休年龄。而后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未来工作人口对退休人口的比率会大幅度下降。由于中国的养老金体系中资金严重不足，所以人口的老龄化意味着储蓄的下降和更多的提款用于开支。第二，中国人传统上比其他民族更加节俭，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新一代的年轻人消费更多，储蓄更少，并且学会了用借来的钱消费。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长期维持40％以上的储蓄率，中国也不例外。
此外，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WTO框架下，中国承诺在2007年以后准许国外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经营本币业务而不受限制。中国已经立志要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性了，因为如果不然，许多经济蓝图就没法实现。比如，上海很久以来就希望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没有跨边境的资本自由流动何以有国际金融中心？
那么，是不是说为了偿还“借来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中国经济总有一天会陷入危机呢？是的，如果中国的经济政策继续通过其脆弱的银行体系来保护和补贴低效率的企业的话，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只是早晚的问题。
但是我们同样有理由保持谨慎的乐观。不错，中国经济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良好，它需要医治甚至一些大手术。但是中国经济远非病人膏肓。中国经济已经是今非昔比了。25年前，它曾经是一个前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甚至生产不出一台像样的电视机；而今天，它生产的产品可以在美国市场和索尼竞争。今天的中国经济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富有活力。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领导层不仅仅实行了许多刺激措施以保持经济增长，同时还大力推进改革。与l978年改革开始的时候相比，中国经济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在生产效率方面（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欠缺更多）。相比之下，中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的成就让日本相形见绌。资本外流使得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没有能力留住资本的情况下，所有那些刺激效率低下的日本经济重新回到增长轨道上来的努力都无济于事。
真正的改革都是很痛苦的。改革的好处只有在未来才能尝到，而改革的成本，包括用纳税人的钱来清理银行系统，却是即时支付的。领导者必须有远见，并且有决心在不可避免的政治阻力面前坚持改革。在这方面，中国比日本要显得更加有决心和果敢。唯一的问题就是中国有没有意愿和足够的能力将改革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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