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想把定居者封闭在一个僵化的系统里，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奢望，他们的社会体制，要比政府官员想象中复杂得多，也活跃得多。从一开始，非正规创业者建筑房屋的速度，就远远超过城市社会的正规定居者。大多数人都想在固有的房屋上，建起二层楼用以出租，尽管这是不合法的。虽然政府下达了禁令，那些年代久远的定居地的房屋，还是不断地被销售出去。人们开始兴建公路、人行道，并想方设法获得各种服务设施。在整个城市里，非正规的贸易、生产和运输越来越繁荣。尽管法律制度设定了许多不利条件，但新兴市场经济正蓬勃兴起，所以，对这种经济体系强行加以划分和干涉，显然是不明智的。政府的努力，只能使他们和非正规创业者的关系更紧张，从而带来更多的对抗和冲突。
在首都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公共住宅区域发展计划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侵占行动不断持续。军政府不想看到这种潮流继续蔓延，他们相信，只要发布一道强制性的法令，就可以中止这股潮流，所以，从1968年到1970年，警察驱逐了79%的新的侵占者。政府的这种暴力压迫，于1971年突然中止，当时，一次大规模的暴力侵占行动，从各方面推翻了政府的禁令，诱发了一次内阁危机，导致政府被迫通过了新的法令。
1971年4月29日，在帕姆普罗纳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侵占行动，地点是在伊玛丘里·沃尔金学院。这所学院隶属于一个基督教会，参加者当中，包括教会的副主教和后来成为主教的路易斯·巴姆巴伦。侵占行动扩展到附近的公共地带和私人土地上，参加者有成千上万人，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侵占行动，远远超过了迪奥斯地区的修达斯和科马斯侵占行动的规模。
军政府派驻警察进行驱逐。在驱逐行动当中，侵占行动的一个领导者被打死，许多人受伤。那些侵占者也不是没有收获：他们抓住了一个警察局的指挥官，并且发出威胁，如果警察还要继续驱逐他们，他们就会把这个指挥官杀死。这种激烈的冲突还是第一次出现，这一事件，成了所有报纸和杂志的头条新闻。这次侵占行动，被认为是定居者普遍不满的大规模爆发，它给独裁制度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而政府此前一直宣称，他们代表的是各方人民的利益，并要建立一种革命性的纲领。
当时的内务部长，阿尔曼多·阿尔托拉·阿兹卡拉特将军，在1965年曾领导军队，严厉镇压了游击队的反颠覆运动，从此声望大振。他宣布侵占者本身是无辜的，他们只是听信了侵占行动领导者的蛊惑，后者为实现险恶目的而操纵他们。但是，在与巴姆巴伦的交锋中，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在侵占行动最激烈的日子里，巴姆巴伦一直在行动现场，并且为在冲突中牺牲的定居地领导者萨尔瓦多尔·萨尔迪瓦尔举行了大规模的露天葬礼，部长把主教的态度看成是一种挑衅，下令逮捕他并关进监狱。基督教会极其愤怒，谴责了这种“极端无耻的行为”。作为回击，阿尔托拉组织起“合法的定居者”的游行和集会，支持政府的立场。不过，萨尔瓦多尔的牺牲和教会的干涉，使得侵占行动具有了更大的组织力量和道义力量，政府担心会发生更多的侵占行动。巴姆巴伦于5月13日被释放，阿尔托拉也在四天后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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