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萨克斯（Sachs， J.D.），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休克疗法”之父。他连续两年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百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并被《纽约时报》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贫穷的终结》作者杰弗里·萨克斯，近250年来，世界人口和人均收入都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增长，但直到今天，仍有六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被困于贫困陷阱之中，每年有800万人因极端贫困而死。萨克斯教授曾直接参与联合国千年计划等重大社会改革项目，对当前世界的贫困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线索，指点玻利维亚、波兰、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家，向我们逐一剖析了导致贫穷的不同成因。不像学院派经济学家只顾沉浸于数字与图表，在萨克斯看来，地理因素、财政陷阱、政府失灵、文化障碍、地缘政治和人口问题才是真正的病根所在。 望闻问切之后，萨克斯更对症下药，指出结束贫困的关键在于让穷人走上发展的阶梯，这需要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投资，需要各发达国家及国际机构的支持与援助，令世界走上更为开明的全球化道路。  贫穷并非与生而来，私人市场力量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补充，加上更为和谐的全球治理体系，人类完全有能力在2025年消灭极端贫困，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惠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可持续发展教授和健康政策与管理教授。他现在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特别顾问。2002年至2006年间，他是联合国千年计划的主持人，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有关千年发展目标的特别顾问，千年发展目标是国际各国达成旨在2015年之前削除极端贫穷、疾病和饥饿的一系列共识。他也是以在全球范围内消灭贫困的非营利组织Millennium Promise Alliance的共同发起人和主席。 萨克斯教授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国际经济顾问。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面对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削除贫困以及全球化的挑战，推动政策以帮助世界各地的人都从经济增长和福利中受益。他同时也是鼓励经济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性相结合的主要倡导者。作为地球研究所的主任，他大力推动减轻因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 他曾作为拉美、东欧、前苏联国家、亚洲和非洲各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与国际组织一道就削除贫困、为穷国减免债务和控制疾病等问题进行合作，他因此获得国际声誉。 2004年4月及2005年4月，萨克斯教授连续两年入选《时代》周刊评选的“世界百名最有影响的人物”。2002年2月份的《自然》杂志称，萨克斯“通过他的金融思想开启公共卫生新思维”。在1993年，《纽约时报》的副刊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称，萨克斯“很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时代》周刊在“50位最具潜力的青年领袖”中称他为“世界最知名的经济学家”。1997年，一家法国杂志Le Nouvel Observateur称他为“世界上50位最重要的全球化领袖”之一。他的专栏出现在九十多个国家的报纸之上，他也经常为英国《金融时报》、《科学美国人》和《时代》周刊等写作。 他独立或合作完成超过两百多篇学术论文，著作或编辑了多本图书，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贫穷的终结》。 1986年至1990年间，萨克斯作为玻利维亚总统的顾问，设计和实施了一项稳定方案，使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从每年40000%降低到每年10%。他也是玻利维亚债务回购计划的设计者之一，这项计划成功地使玻利维亚的商业银行债务减少一半，这是八十年代第一例债务削减的案例。玻利维亚的债务回购案例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的里程碑。 1988—1990年，萨克斯陆续为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政府的金融改革提供建议。 1989年，萨克斯作为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经济改革顾问，应邀准备了一项激进的经济转型方案。1989年8月之后，他为波兰的第一届后共产主义政府在1990年和1991年的激进经济改革提供建议。1999年1月，萨克斯被授予波兰共和国骑士十字功勋勋章，这是波兰共和国授予外国友人的高级国家荣誉。从1991年秋到1994年1月，萨克斯率领一队经济顾问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就一系列问题提供咨询，包括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和国际金融关系等。他并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非政府研究机构——经济分析学会。 1991年和1992年，萨克斯分别建议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政府引进一种新的国家货币。两国的货币改革成功地终结了恶性通货膨胀，并重新稳定货币。1991年至1993年间，他同时为蒙古国政府的经济改革和私有化计划提供咨询。 从1995年到2002年，萨克斯领导着哈佛大学主要的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包括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1995-99）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1999-2000）。 2000年至2001年，萨克斯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他大力倡导和实施建立一个对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的全球基金。在2000年7月的国际艾滋病大会上，他首次提议建立该全球基金以对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      从2002年2006年，萨克斯教授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有关千年发展目标的特别顾问，千年发展目标是国际各国达成旨在2015年之前削除极端贫穷、疾病和饥饿的一系列共识。在此期间，他主持了联合国千年计划，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规划路线图。千年计划的很多核心建议在2005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被各国政府所采纳。     萨克斯教授现在关注的学术领域包括，卫生与发展的关系、经济地理学、削除贫困、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新兴市场、经济发展与增长、全球竞争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等。 2002年7月，萨克斯教授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在此之前他在哈佛大学学习工作了二十多年。 萨克斯1954年出生在底特律。1976年他以最优等成绩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继而在1978年和1980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0年他在哈佛大学开始担当助理教授，2年后升为副教授，1983年29岁时便升为教授。 他的著作包括，Economics of Worldwide Stagflation（与Michael Bruno合著，1985年）、Global Linkages： Macro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与Warwick McKibbin合著，1991年）、Perus Path to Recovery（与Carlos Paredes，1991年），《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与Felipe Larrain合著，1993年）、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与Olivier Blanchard and Kenneth Froot合编，1994年）、Russia and the Market Economy（1995年）、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与Katharina Pistor合编，1997年）。 2005年，萨克斯出版了《贫穷的终结》，该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一度成为畅销书。

　　《贫穷的终结》：消灭绝对贫穷
　　《贫穷的终结》：消灭绝对贫穷
　　莫之许，《新京报》
　　
　　毫无疑问，萨克斯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市场、全球化、技术进步能够带来持续的发展，以致他认为，可以在2025年结束全球范围内的绝对贫困（人均日收入一美元以下），而这也正是本书的主题——贫穷的终结。萨克斯写作这书当然是有目的的，他的目标是打动发达国家富人们的良心，进而打开他们的钱包，以便打赢这场全球范围内针对绝对贫困的战争。在书中，他详细计算了为了应付疾病（疟疾、爱滋病）、饥饿和提供发展需要发达国家付出多少的努力，而在他看来，这些代价是发达国家有能力支付的，而且也应该支付。
　　杰弗里·萨克斯的名声主要来自于他在俄罗斯改革实践“休克疗法”中的角色。而他开始为中国经济学界所关注，则主要来自20世纪90年代前期围绕中俄改革比较的所谓“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的争论。所有这些，当然也都被写进了他这本名为《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的书中。为了佐证他的观点，他用很大的篇幅列举了孟加拉国、印度和中国这样在战胜绝对贫困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国家，以及前苏东国家在走向市场经济后或多或少获得的成绩，而所有这些内容，都有其本人亲身经历的细节，从而顺畅可读。
　　作为一名中国人，当然对书中有关中国的内容最为关心。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想就是庆幸中国终于抓住了机遇，打赢了对绝对贫困的战争。在中国，“1981年，有6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标准之下，而到了2001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7%。”而这个比例肯定还在并将持续下降。因此，也就难怪在萨克斯的笔下，中国成为了证明市场和全球化的伟大力量的最佳榜样。
　　但是，萨克斯并没有把本书写成一本关于市场和全球化的礼赞，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观察与洞见。比如，萨克斯在书中提到，曾经造成波兰数百年灾难的地理位置——夹在德意志和俄罗斯两大民族之间，在全球化时代，却因最靠近发达的市场而成为了难得的优势，使得波兰成为东欧转型和发展最顺当的国家。这倒使我想到了中国：自1840年以来，一直被英法日等海上强权加以利用的漫长的中国海岸线，从来都被看作是一种战略劣势，而在今天，却成为了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天然优势！类似的例子还有，在开放之初被看作是负担以致必须要加以计划的人口，却被证明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花果飘零的海外侨胞、殖民地和分裂，是100多年来中国衰落与苦难的见证，但蜂拥的海外华人投资，却成为了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推动力。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印度，萨克斯提到，在上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定无望的印度经济，却因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浪潮，从而抓住了外包服务的机遇，获得了持续的增长。而这，当然既来源于印度的殖民经历所带来的语言和教育特色，也来源于大量因失望而前往硅谷等地的精英。在这个时候，此前的失败和苦难，反倒成为了复兴的基础。因此，即使在看上去无望的境地，也依旧有着发展的机遇，重要的是诊断问题并提出对策。
　　书中充满了这样饶有见地的内容，这当然得益于萨克斯的独特经历，他不仅是一名学院中的经济学家，还曾经帮助过玻利维亚、波兰、俄罗斯等国稳定货币、战胜危机，更是印度等许多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这些实践经历使得他有能力提出一套新的经济学——临床经济学。在他看来，这种经济学将发展经济学与临床医学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从而提高了实践指导的效能。而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经济学的一个范本。
　　那么，最后就来看看萨克斯对当下中国的临床诊断吧，在肯定中国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之后，萨克斯乐观地坚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将持续数十年，而中国的制度建设也一定会获得成功，不过他也同时指出，低覆盖而残破的社会保障、严重的环保隐患，和未能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建设……都在挑战着中国的未来。中国已经打赢了与绝对贫困的战争，但却面临着另一场战争，一场在追求富裕的同时反对不公正的战争。当然，萨克斯的临床诊断并没有告诉我们问题的答案，这需要我们自己的回答，但听取其诊断，学习其诊断技巧，将有助于更好地找到答案。
　　
　　临床经济学能终结贫穷吗
　　临床经济学能终结贫穷吗
　　⊙葛传红，《上海证券报》
　　
　　政府政策和治理仅仅是贫困国家所面临的一部分问题，差异化的诊断的要诀在于，只有对地理条件、政府失灵和文化因素等具体环境作仔细诊断，才能对问题有精辟理解。贫穷的终结不仅意味着结束极端苦难的状态，更意味着经济进步的开始以及伴随着这种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信心和渴望。
　　近两个半世纪以来，在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之下，世界人口和人均收入都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增长着，正日益创造着一个让世人惊叹的神话：它不仅经常成为环球媒体醒目的新闻标题，而且也是我们每日可看可见的客观实在。从纽约迈哈顿耀眼的写字楼到印度孟买庞大的工业园，从北京笔直宽广的长安街到卡塔尔迪拜市中心的现代化广场──都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让我们忽视这个社会不完美的一面。直到今天，仍有六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被困于贫困陷阱之中，每年都有800万人因极端贫困而死。
　　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就如同一场马拉松比赛，绝大部分人在路上被甩掉，只有一小部分能够跟得上，进而受益。由此造成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彼此距离也越拉越大，这正在日益将世界雕刻为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富人的世界，一个是穷人的世界。人们发现，一方面富人在饕餮鱼翅鲍鱼的清爽，另一方面贫者却在细品红薯玉米的味道。正如英国《观察家报》今年8月的一个版面所显示的：第一张图，是斥资两亿英镑、装修得富丽堂皇的英国贵族幼儿园；第二张图，是田埂边满脸泥巴的孟加拉学龄前农村儿童。在这里，贫与富形成了一个残酷的对照。
　　面对这样的全球难题，250年前的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悲观的结论是，除了战争、屠杀、瘟疫等残酷手段之外将毫无办法。然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素有“休克疗法之父”之称的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却没有这样的悲观。相反，他在新著《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一书中乐观地宣称，贫穷并非与生而来，人类完全有能力在2025年消灭极端贫困，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惠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结束我们这个时代的贫困问题，在萨克斯教授看来，并不是一个预言，而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20年中，萨氏一直与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首脑、财政与卫生官员一道工作。他说自己曾到占世界人口90%以上的100多个国家访问与工作过，从多个角度观察了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对当前全球贫困问题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不仅如此，萨氏还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线索，指点了玻利维亚、波兰、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家，向我们逐一剖析了导致贫穷的不同成因。
　　萨克斯认为，要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要对症下药，他认为结束贫困的关键在于帮助这些穷人登上发展的阶梯，至少使他们在梯子底层获得立足点，从而使他们可以自己攀登。在萨氏眼中，这个世界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梯，即全世界有15亿穷人，他们要向中等收入阶梯迈进(全球约有25亿人属于中等收入)，进而达到富裕这一台阶(全球有10亿人属于这一阶梯)。他指出，如果没有办法踏上发展阶梯，便不能开始其摆脱贫困的进程。
　　其实，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困难的是踏上发展阶梯的第一步，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萨克斯被多次邀请治疗那些危机横行的国家，他有过在玻利维亚和波兰的辉煌，但也有在俄罗斯遭遇“滑铁卢”的痛苦。从那以后萨克斯成了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休克疗法”顿时也成为一个“恐怖的词语”。实际上，曾经炙手可热的萨克斯在主持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之后，行事便转为低调，辞去了很多顾问职务，潜心反省过去的成败得失。从这种角度上来说，本书也可以看作他对自己一生荣辱的回顾。同时，他也发现了发展经济学与临床治疗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将两者结合起来思考，便石破天惊地提出了他的新哲学———“临床经济学”。
　　萨氏的临床经济学来自他做儿科大夫妻子的灵感，他说常常在夜里，他怀着敬畏之心看着妻子索尼亚(sonia)快速高效地处理急症和其它复杂病症。萨克斯就想，现在的发展经济学能否像临床治疗学那样准确地对症下药呢？萨氏以为是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要实行差异化的诊断，他还形象地说“当你听到马蹄声时，首先想到的是马，而不是斑马”。所以，他认为经济学家要向临床医生一样，需要学习区别诊断的艺术。
　　可是，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仅仅看作是政府政策和治理的问题，但萨氏认为这其实并不公平，因为这仅仅是贫困国家所面临的一部分问题，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他认为，差异化的诊断的要诀在于，只有对具体环境作出仔细的诊断，才能对问题有精辟的理解。所以，对于地理条件、政府失灵和文化因素等等都要全盘考虑，防止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难能可贵的是，萨氏以相当大的篇幅分析了国际援助中往往带有的意识形态因素，指出这正日益成为发达国家推行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工具，“这一切都对结束全球贫穷问题于事无补，相反还会成为相当负面的因素”。
　　事实上，这本书是关于如何作出正确选择的总结，即基于真正对人类生命的敬畏与尊重从而能够导致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的选择。萨氏希望人们通过他的科学研究和实际的顾问工作，逐渐认识到我们这个星球贫困人口形成的真正原因，以便于在望闻问切之后，药到病除，将整个世界带到一个更加繁荣的阶梯。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贫穷的终结不仅仅意味着结束极端苦难的状态，更意味着经济进步的开始以及伴随着这种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信心和渴望，这也是萨氏“临床经济学”内在的雄心壮志。在萨氏学术和顾问生涯中，可能没有比这更有价值的了。同时，这也许是萨氏在对“休克疗法”痛定思痛之后，给予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吧！

　　削除偏见 消灭极端贫穷 到目前为止一切看上去很好，除了一件事情：它忽视了人的因素。以非洲为例，为了逃离贫困陷阱，非洲每年需要大约300亿美元的援助。但是如果我们确实提供了这么多援助，它们会被用到哪儿呢?依照过去的经验，很多钱被浪费掉了。说起来令人悲哀，非洲的教育水平是如此之低以至于很多在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项目到了非洲就失败了。非洲是腐败的，独裁统治横行。非洲缺乏获得成功所需要的现代价值观和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事实上，非洲的道德伦理是如此的崩溃，以至于艾滋病的失去控制不能令人感到奇怪。最悲惨的事实：假设我们用援助拯救了非洲的儿童，然后将会发生什么呢?那么就会发生人口爆炸，以及更多饥饿的成年人。我们没有解决问题。 如果你对上面的观点点头称是，那么请你非常仔细地阅读本章。上一段的内容就是富国对非洲（有些时候是其他贫困地区）的传统观点。尽管那些观点司空见惯，但它们是不正确的。这些观点很久以来或者多次在公共场合出现，或者在私下里被谈及，以至于它们已经被广大的公众和大部分发展圈子里的人（尤其是那些没在非洲工作过的人）所接受。我之所以用非洲做例子是因为现在对非洲的偏见最大，但是对世界其他欠发达地区也存在同样的偏见，文化上的偏见更是不用说了。拿破仑有一句名言:“历史是被重复多次的谎言。”这句话对很多发展思维也是适用的。 浪费的金钱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在谈到对非洲的援助时表达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挫折感:“我们花了数万亿美元解决非洲的问题，但我们几乎看不到钱花到了哪儿。”奥尼尔不是对外援助的敌人。事实上，他想要巩固对外援助体系以使得美国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进行更多的对外援助。但是他错误地相信对非洲的大部分援助被浪费了。毫不奇怪的是——给非洲的援助很少能够看到，那是因为提供给非洲的援助本来就少得可怜! 与流行的观点相反，每个非洲人每年得到的援助是很少的，2002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从世界上获得的援助仅为每人30美元。就在这区区的30美元中，还有大约5美元用于支付捐助国的顾问费用，多于3美元的钱用于食品援助和紧急援助，还有4美元用于偿付非洲的债务，5美元用于债务减免。非洲人实际得到的是剩下的12美元。令人奇怪的是，我们真的没有发现这些援助的去向吗?如果我们想看到援助产生的影响，那么最好提供足以产生影响的援助。 既然美国到处充斥着“钱被浪费了”这样的观点，那么值得看一下美国自己提供了多少援助。2002年，美国给每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3美元的援助。抛除了美国的顾问费、食品和其他紧急援助、管理成本和债务减免，每个非洲人得到的援助是6美分。所以财政部长奥尼尔没有发现“什么援助”一点也不使人吃惊。 援助项目将会在非洲失败 在过去，对非洲的多数偏见根植于公然的种族主义。现在多次被提到的观点是，腐败——或者被称为“差的治理”——是非洲的原罪，或者是其悲惨现状的最深根源。南非的一位高级人权官员，极为诚挚地表达了一种普通的观点——“贫困是人为的，因为它是政策选择的结果。这些政策选择把一些人变成穷人，而使其他人变富。既然贫困是人为造成的，所以我也相信它能够被消除。”现在几乎任何对非洲贫困原因的解释都由这样一个断言开始，即治理不良是非洲发展的最大阻碍。 按照任何标准，非洲的治理质量都是低的。产权难以实施，暴力事件和犯罪率高，腐败被认为广泛存在。尽管强调改善治理有着无可辩驳的基础，但对腐败和治理的强调被夸大了，而且过分强调腐败和治理不良是非洲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要点是几乎所有穷国的腐败和治理指标都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同类指标。治理和高收入相伴而生——不仅好的治理能够提高收入，更重要的是，高的收入水平能导致治理的改善。 治理会随着一国的收入提高而得到改善，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一个更有文化的、更为富足的社会能对政府执政过程起到“看门狗”的作用，从而更好地使政府保持诚实。报纸、电视、书籍、电话、交通以及现在的因特网——所有这些工具在富裕的国家更容易大量得到——促进了公众的看门狗功能，赋予公民社会以权利。第二，一个更富足的社会可以负担得起对高质量的治理进行投资。当政府得到充足的税收支持时，公民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广泛的计算机化能够改善信息流，公共管理也更为职业化。 非洲的政府治理是差的，因为非洲很穷。然而关键的是，我们还需要注意另外两个事实。在任何给定的治理水平上（由标准的指标测定），非洲的国家比世界其他地区相似治理水平的国家增长速度更慢。也就是说在控制了治理因素之后，非洲的经济增长明显的更为缓慢。所以一定有其他因素起作用；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解释的，地理因素和生态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缓慢的经济增长。第二，非洲的国家与其他地区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完全没有显示出更腐败或者更不腐败的倾向。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按照最贫困国家的标准，非洲的政府治理是很差的。 许多人想当然的认为，贫穷和富裕只是不同的社会价值观的反映。一项最近的研究把非洲的贫穷归结为非洲人厌恶工作、非洲对个人主义的压制以及非理性；另一项研究则把墨西哥裔美国人缺乏上进的主要障碍归结为“穷人自己的放弃”，“教育不处于被优先考虑的地位”，以及“对家族之外的人不信任”。那种认为某些社会因为其价值观注定要贫穷的想法有着很长历史，但是这种想法很少是有用的。 文化方面的观点有两个主要问题。最重要的是，文化随着经济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由以农村为中心转向以城市为中心、由农业转向工业以及由没文化转向有文化，妇女在劳动市场、家庭生育率选择、儿童入学率以及其他关键的经济领域中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那些看起来好像永远不变的社会价值观展示出对经济环境和机遇的高度适应性。尽管不是所有的文化价值观都那么容易改变，那些注定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价值观（如果存在这些价值观的话）几乎不会成为一个社会中一成不变的特征。 用文化因素解释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它们通常是建立在偏见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可测量的证据。这种论点容易陷入循环论证。人们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懒惰。我们如何“知道”他们是懒惰的呢?因为他们是穷人。赞同这种解释的人很少能够理解低生产率不是源自懒惰或者缺乏努力，而是由于缺乏用于生产的资本投入品。非洲的农民并不懒惰，他们只是缺少有养分的土地、拖拉机、支线公路、可灌溉的地块、储藏设施，等等。如果一个人可以花一天的时间到非洲的村庄——那里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男女随处可见——体会一下，那么他就会把下面的陈旧想法扔到一边：非洲人很少工作，所以他们很穷。 道德上的不足? 我曾多次被问及对非洲的帮助是否最终会事与愿违的引起更大的人口爆炸。更高的儿童存活率不能直接转化为更多成年人的饥饿和痛苦吗?通常提问者开始会羞怯的提出问题，然后表示道歉。他（或者她）会解释说他们不想让这个问题听上去那么冷酷无情，但是他们真的需要理解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诚实的问题。毕竟，托马斯?马尔萨斯在二百年前问过几乎相同的问题。 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是：世界共同努力以结束非洲的极端贫困将是结束现在的人口爆炸问题的最好保证，并且要很快地、自愿地这样做，赋予个人满足其改善生存处境的目标。贫困是到目前为止造成人口快速增长的最大风险因素。事实上，除了一些中东国家，世界上所有那些生育率仍然保持很高（大于5个）的国家几乎全是贫困的农业国。生育率是家庭环境的结果。所有引起贫困的基本因素容易引发高生育率。高生育率反过来又引起了贫困陷阱。 另一个全球化的鼓吹者所持的一个持久幻象是——因为经济发展将会传播到每一个地方，剩下来的极端贫困问题将会自动得到解决。正如俗语所言——水涨船高。如果水涨而船未见升高，那可能是你自己的错。全球化的力量足够强大，以至于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益——如果他们表现良好的话。 按照实际的地理学术语，全球化的大潮已经托起了很多位于岸边的经济体。确切地说，那些社会是有船在水里的地方。例如，为亚洲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提供动力的自由贸易区全部位于海岸线上。但是上涨的潮水并不能到达安第斯的高山地区以及亚洲或者非洲的内陆地区。市场力量尽管十分强大，但也有着可以识别的局限性——这包括那些不利的地理条件所提出的难题。更糟的是，当一个国家不能获得经济发展时，其经济条件会随着导致人均资本比率下降的人口增长和资本折旧（包括自然资本的折旧）而恶化。 最后一个值得提及的神话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神话，它也经常是现代经济学家们的神话。这个神话警告那些软心肠的自由主义者，声称“真实的生命”意味着竞争和斗争，按丁尼生（Tennyson）的诗句就是“自然确实是血红的牙齿和利爪”。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竞争和适者生存的故事。一些组织获得优势，其他组织则拉在后面。总之，生命是一场斗争，今天的世界反映的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尽管事实上大部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都拥护这种观点，然而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竞争和斗争仅仅是经济生活的一个方面，相反的另一面则是信任、合作以及提供公共品过程中的联合行动。正像共产主义者试图通过国有制取消经济竞争最终的悲惨失败一样，那种仅仅想单独依靠市场力量来管理经济的试图也注定会失败。所有成功的经济都是混合经济，依赖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我曾解释过基本的理论原因——为什么仅仅市场和竞争不能提供有效水平的基础设施、知识、环境管理以及商品。这一点在一国成立，它在国际范围内也是成立的。没有合作，各个经济体就不能合起来提供在穷国之间有效的跨国界基础设施、知识、环境管理和优值品（Merit Goods）。 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是全球的责任，并将带来全球性的好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自完成这项任务。对我们而言，进行全球化思考是艰难的任务，但是它也是21世纪的全球化社会所要求的。千年发展协作的哲学（其是在全球范围内制定和颁布的）将是这项国际合作行动的基石。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全球大家庭概貌
第二章  经济繁荣的传播
第三章  为什么有些国家未能走上繁荣的道路
第四章  临床经济学
第五章  玻利维亚的恶性通货膨胀
第六章  波兰回归欧洲
第七章  轻举妄动必受其报：俄罗斯的正常化过程
第八章  中国：半个世纪之后再次迎头赶上
第九章  印度的市场改革：希望战胜了恐惧
第十章  无声的死亡：非洲和疾病
第十一章  千年计划，“9·11”和联合国
第十二章  结束贫困问题的实际方案
第十三章  为结束贫困作必要的投资
第十四章  全球紧密合作，结束贫困
第十五章  富国能否负担帮助穷国的财力
第十六章  神话和魔术弹
第十七章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第十八章  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