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我打算由表及里地进一步阐明增长绩效,搞清文化是否影响到经济绩效,并在多大程度上产生这种影响。但正如我马上要论证的,由于文化变量往往有一个很长的时滞,且难以识别,难以判断它们是否及如何变化的,因而我们将经常回顾和追溯它们的渊源(以本书扉页托克维尔的题记为榜样)。我关于印度的论著——《印度的均衡》,曾对这一变化莫测的领域进行过早期的探索。而在本书中,我将着眼于它们在一个很长时期——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所谓的“长时段”——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其间,正如布罗代尔(Braudel)已非常雄辩地表明的,“山脉而非君主……才是第一位的。”
因此,用要素禀赋、文化和政治的相互作用来解释集约型增长是何时并如何发生的,是这些演讲的基本主题之一。另一个基本主题则是个人主义对促进这种增长的作用,以及——在我们考察现在西方和其他地区间的相互影响时所能看到的,由此产生的千奇百怪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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