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指出，在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在领导作风上，“华夫（李德）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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