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机遇、新的挑战
历史往往重演几乎类似的一幕，或许个中原因是许多历史偶然事件的巧合，是由不同时段的政治家们对重大历史性时刻和事件孜孜以求的共同情结所造成的。
在前一个世纪之交，晚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开启国门，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西方文化大量涌进中国。中国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开始，逐渐意识到要学习西方的“政教文明”，而其中最重要的步骤是学习西方的法治文明。诚如曾率员考察各国政治的法部尚书戴鸿慈所言：“振兴法治，实属当今切要之图，立宪之预备，此为最急”（光绪三十三年修法奏折）。正是在有识见和开放思想的政治精英的推动下，晚清中国涌现了输入西方法治文明的第一次浪潮。遗憾的是，它留给后人的成果不过是译释西方法政名著、设馆编纂法典以及抄袭西方一些法律、法规文件而已。
历史迅速翻过了一页，一个世纪过去了。在中国改革进入最艰苦、最关键阶段的时刻，中美两国双边协议的签署使中国加入WTO的前景明朗化，这不啻意味着中国又一次大开国门，虚怀拥抱新千年的全球化文明。历史是不是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让我们一点一滴地输入人类先进的法治成果，改造我们的制度文明?
我欣赏今天这次机会与第一次浪潮相比的不同点：在时空背景上，第一次浪潮时世界尚处在“野蛮其体魄”的“器物”科学时代，今天我们已处在数字网络连接的“知本”信息时代，全球市场已连为一体；在制度背景上，第一次浪潮时传统中国存留一个历阅千载、自成体系、保守拒外、特色鲜明的中华法系，而今天的中国经过20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已初步形成了一套与国际标准对接的法治体系；在接受心态上，晚清政府是在西方几个列强的压迫下被动输入西方文明，而今天，我们是作为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对135个成员国参与的国际贸易体系规则的主动选择；在输入模式上，上一次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高压，敷衍以法典化的抄袭，今天中国作为WTO地位平等的成员国着重输入技术条款的执行程序与监督程序……
正因为有以上的差异，这一次的机会有可能演变成人类新的法治文明大规模输入中国的第二次浪潮。在中国，历次外来制度文明的输入与变革往往遇到内部势力的顽强抵抗与同化整合，我更欣赏这次加入WTO给中国可能带来的“强制”与“约束”效应。
WTO强调你融人一个全球化统一的开放的市场规则中，而不是以拒斥的心态恪守顽固的本土化的政策与习惯；强制你的法律制度与司法程序增进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而不能藉口“特殊国情”而上下其手有法不依；强制你的国企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平台上去进行激烈竞争，而不是藉在政府优惠政策的大树底下纳凉；强制成员国民众的观念与意识要跟上知本信息时代的步伐，而不是当闭关锁国、对自身权利义务与法律意识漠视的“群盲”……
WTO约束你的贸易壁垒、约束你的地方主义、约束你的政府保护与垄断、约束你政策的透明度、约束你的执行程序、约束你随意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约束你在市场经济中许许多多的“黑箱作业”行为……
这种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制”与“约束”效应，是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治”、“散漫”、“守成”与“专横”的一种最好的压力与对抗。为确保人类先进的法治文明能得到完整的输入，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一种压力与对抗。
（原载于《法制日报》200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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