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 ，她写出了20世纪最好的历史作品。以《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从1956年到1988年，她共出版了10部作品： 
　　《圣经与剑》（Bible and Sword, 1956）、《齐默尔曼电报》（The Zimmermann Telegram, 1958）、《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 1962）、《骄傲的城堡》（The Proud Tower, 1966）、《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71）、《来自中国的函件》（Notes from China, 1972）、《遥远的镜子》（A Distant Mirror, 1978）、《实践历史》（Practicing History, 1981）、《“荒唐”进行曲》（The March of Folly, 1984）、《第一次敬礼》（The First Salute, 1988）。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是一部杰作，这是出于许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条理由都足以让它流传下去。
　　首先，它富于戏剧性。这是一本生动的传记，讲的是一个古怪但却真实的英雄，一个美国最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他本可以成为像欧洲战区的布莱德雷或者巴顿那样的人物。可是，由于他的中国经历，他被派去处理那里的危机。
　　然而本书并非只是快节奏地叙述笼罩在悲剧阴影下的纷繁事件。隐藏在这个战争故事后面的是长期以来美国试图使中国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这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
　　但这本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部一流的历史著作，作者是一位自信而又熟悉这种艺术的大家。巴巴拉·塔奇曼主张把历史看做是具有可读性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她畅所欲言、深刻，并有广泛说服力。对她来说，关键的是人们的感受和言行。她反复强调了事件、人物以及地方的独特性。巴巴拉·塔奇曼的历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着任何理论支持。它就是让读者着迷了，它让他们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来源 价值中国网 郑伟强
　　对中国人来说，此书令人感兴趣的原因显而易见：它有关中国。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美国故事，中国仅仅是故事的特定背景，芭芭拉·塔奇曼以此获普利策奖就是一个证明——该奖只授予美国史的著作。读完全书，人们很容易获得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天真而典型的美国大兵在古怪的东方充满挫折和苦闷的漫长经历，不幸的是他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个泥潭里。
　　在史迪威身上，再典型不过地集中了美国在二战东亚战场上的困境，无论性格、战争指挥权、策略重心和方向……盟友之间都争吵不断。今天外资进中国开办合资企业都会遇到头疼的文化冲突与艰难磨合，数十年前在那样的非常时刻，其激烈程度自然更是十倍过之。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时常言辞尖刻的“酸醋乔”还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中国事态的热切观察者，长期担任驻华武官，甚至能用汉语向士兵训话。他对中国平民始终抱有深切的同情心和理解，1929年还在一次演讲中含蓄地批评西方人动不动就说中国人“不可捉摸”，而他们仅仅是“跟我们不同”而已。在1941年太平洋事变爆发之前，他被公认为“对中国和远东的了解要超过任何一位现役军官”，也就不奇怪了。这样一个人物，在当时的紧急关头，毫无疑问会被罗斯福总统确信是派驻中国任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的不二人选，更何况罗斯福非常信任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对史迪威极为推崇。
　　他的中国使命搞砸了
　　然而他却搞砸了。从任何意义上说，史迪威的中国使命都不能说是成功的。他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一再恶化到完全无法共事，在缅甸热带雨林中的战争则是一次充满失败感的折磨，他的呼吁也很少人认真倾听——包括本国，因为美国当时将重心完全放在对德作战，对日作战则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出动陆军。将遭受珍珠港偷袭视为奇耻大辱的美国人，当时倾向于这种看法：他们对日本有私仇要报，在解决时不要别人插手。不过为避免难以承受的伤亡，对日作战主要由海空军承担，陆军方面只需要中国人帮忙尽力地拖住日本人。
　　史迪威多次不满地注意到，他负责的战区重要性极低，尤其是缅甸，最初根本就没预料到它会成为一个战区。不管他怎么呼吁，蒋介石经常无动于衷，而华盛顿也从来没有以实际行动响应他关于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建议。他饱受挫折，愤懑不平，仿佛一个手脚都被绑住的巨人，一身力气却使不开来，以至于那段时间里他本已够坏的脾气更加暴烈，此刻多骂几句至少也可聊以缓解他内心的郁闷。鉴于他前半生的和平年代里一直升迁极慢、仕途黯淡，1939年至1944年的五年里，却从上校连升四级至四星上将，无疑使他加倍珍惜这一迟迟到来的、也许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发挥才干的机遇，一心想做点什么。
　　更糟糕的是，作为一名纯粹的军人，他耿直刚烈，是极鲜明的进攻型将领，他对战争的看法更接近于一场橄榄球比赛：要进攻、进攻、进攻。他发现中国人热衷于游击战，而他颇为讨厌这种躲躲闪闪的打法。他总是“时刻留意主动反攻的机会”，甚至“我愿意在一名下士带领下作战，只要他让我打仗”，他抱怨中国人的“头脑无法接受进攻的想法”。那么以当时中国军队的状况怎么进攻呢？他的答复是“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力优势”，以消耗取胜。
　　这种观念对当时的国共两党来说，都是痴人说梦。1941年底美国参战时中国已沦陷半壁江山，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消耗大半，而且国内根本没有统一的军事力量。在当时的美国观察家看来，“中国军队”仅是一种礼貌的称呼，因为当时中国其实没有国家军队。在这种情形下，装备又极差，仅靠人多向日军发起正面进攻，那只意味着巨大的人员伤亡。1941年时最乐观的预估是1947年可以击败日本，要再拖六年，就必须“省着点花”，无论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内心都主张持久战、游击战，多拖一年是一年。他们对自己的那点家底太了解了。
　　“要改革这个体制，只能打碎它”
　　史迪威也许了解这些，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乎，他真正在乎的是服从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中国把日本人拖住，以减少“我们的孩子”的伤亡。蒋介石的拖延战术，不到一年就让他受够了，他强烈地要求主动进攻，缅甸沦陷时就将最大的责任归咎于日军的“积极进攻”和“蒋介石的愚蠢、胆怯”。他这种“硬碰硬”橄榄球比赛式的进攻性思维无疑是典型美国式的，因此极了解美国人的宋美龄1943年初访美演讲时誓言中国人相信“光荣地冒险要比屈辱地失败”更好，就赢得全体议员掌声雷动。但私下里，她却说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并犯了悲剧性错误：他迫使蒋介石将一些最精锐的部队投入缅甸作战去，后来全部失去”。
　　在这个过程中，史迪威逐渐发展出一种理论，即中国战区的糜烂局势应完全由蒋介石来负责，他仅是一个“狗娘养的”自私专制的独裁者，只不过是“我们的狗娘养的”；蒋之所以不进攻，是因为他愚蠢胆怯，只想保住自己的权势。他对蒋越失望，对抽象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就越有好感。由于他本人极力主张进攻，也就倾向于认为日军的获胜是因为主动进攻、而中国状况之差也因为消极防御。他对蒋接触越多，就越觉得，“要改革这个体制，只能打碎它”。最彻底的办法则是直接派遣美军地面部队。
　　这听起来当然很有道理，例证也不胜枚举。最大的好处在于抚慰了史迪威本人及美国人的自尊心，他们实在无法忍受那么窝囊、郁闷、屈辱的“持久战”，宁可去光荣地冒险。而在蒋介石看来，这完全是匹夫之勇，小不忍则乱大谋。
　　20年后美国碰到的另一个泥潭
　　史迪威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去世。三年后的1949年，国民党军在大陆全面溃败。看起来他的预言完全实现了。当时的美国人在错愕之下，感情上难以接受这个古怪的结局，整整一代人都卷入这一反思：“谁失去了中国？”史迪威本人由此被视为一位受难而正确的先知，问题的答案似乎都蕴藏在他本人的经历之中。
　　1949年中国江山变色，对美国人的精神冲击之大，连中国人也很难想象。自晚清以来，美国以“门户开放”和传教热情逐渐介入中国政治，一战后欧洲列强势力退潮，日本则因为吃相太难看而替美国创造了将太平洋变为内湖的绝佳时机。在这一情形下，一个强大的中国必将成为美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罗斯福极力推动中国成为战后四大国之一(苏英对此均极冷淡)；眼看一切顺利，不料历史却在此突然拐弯，出现的竟是一个红色中国！这怎么不叫美国人目瞪口呆呢？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就必须要有一个解释。史迪威恰好提供了一个现成答案。
　　坦率地说，我对这个答案是持怀疑态度的。史迪威身后20年，美国碰到了另一个泥潭：越南。这次不仅仅是一个人饱受挫折与迷茫的折磨，而是一代人。在很多地方，两者很相似：罗斯福曾问蒋介石的为人，结果在史迪威和陈纳德那里得到两个对立的答案；越战时期，肯尼迪总统也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形，以致他询问两位调查官员：“两位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吗？”这两次，美国都致力于实现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即当地军事上的自足；都遇到了一个固执专制、信奉基督教的当地领导人；局势也一样总是极坏。然而越战中，美军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史迪威当年的愿望：打碎这一该死的体制(但吴庭艳被推翻后南越状况却更糟了)、直接派遣美军地面部队(但却陷入了泥潭)，由于过多地依赖美国这个保护人，最终也腐蚀掉了南越的民族尊严。
　　塔奇曼这本书在越战最激烈的1971年写成，虽然没提到一句越南，但在当时深陷越战泥潭的气氛下，一个美国读者恐怕人人都会联想到同在东方的越南。假如史迪威能活着看到越战的结局，恐怕他也会重新考虑自己当初对中国以及蒋介石的看法吧。

　　序
　　
　　
　　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是一部杰作，这是出于许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条理由都足以让它流传下去。首先，它富于戏剧性。这是一本生动的传记，讲的是一个古怪但却真实的英雄，一个美国最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当美国陆军1940年在路易斯安那举行军事演习以物色有才干的指挥官时，乔·史迪威表现得极为敏捷、富有想像力而又不墨守成规，当时就已经是闪电战的高手。在陆军的九个军级指挥官中他得到了最高评价，并受命率军进攻北非。他本可以成为像欧洲战区的布莱德雷或者巴顿那样的人物。可是，由于他的中国经历，他被派去处理那里的危机。
　　不过，美国在中国的战时努力基本上是白费了——即便我们承认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战争本身不过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对人的耗费而已。史迪威将军恪尽职责，这使他能屡屡创造奇迹。他这次冒险本来就凶多吉少，当时在蒋介石委员长统治下的自由中国已经濒于崩溃，而史迪威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美国的顽强的理想主义者，决心训练出中国部队并“打垮小日本”；另一个则是狡诈的军事政治家，同样很有决心，那就是不想让中国继续打下去，从而保住自己的位子。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对峙浓缩了美国在中国的战时目标所遭遇的种种挫折。
　　然而本书并非只是快节奏地叙述笼罩在悲剧阴影下的纷繁事件。隐藏在这个战争故事后面的是长期以来美国试图使中国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这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现在这种努力又再度兴起了。读者会发现本书的结语恰如其分（直到1971年前都是如此）：“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但在将近十五年后，另一轮的接触、旅游、交流、投资和外交活动又在展开了。现在是美国公众好好回顾从前的时候了，用中国人的话说即所谓“前车之鉴”。特别是我们发现，帮助盟友国民党使我们成了共产党所发动的中国革命的敌人，对我们来说最糟的是，这场革命最后成功了。
　　总之，正如我们说过的，我们开始是想帮助中国，而之后在冷战的强权政治中，出于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又跟中国人对立起来。这样做真的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吗？尤其在考虑到那就是我们的朝鲜和越南战争的序曲时？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直至今天仍然很重要的问题。
　　但这本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部一流的历史著作，作者是一位自信而又熟悉这种艺术的大家。一开始巴巴拉·沃特海姆·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就很自然地跻身于美国知识精英阶层中。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纽约从事实务的人们中的自由派领袖。她的外祖父是老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他的儿子，也就是她的舅舅，后来成了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她还是哈佛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学院的学生时，就曾陪祖父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对她来说，眼界高远和公众人物的品性都是遗传的一部分。
　　在拉德克利夫的时候，她专注于既相关又各有专攻的历史和文学。1933年她毕业后不久，这个世界就不得不为反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而动员起来。她主动、思路清晰而又无所畏惧，这些素质使得她成为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研究人员。1934年她在纽约，1935年则在东京。该研究所是一个富有开创性的“智囊团”和会议组织，1920年代由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前干事在檀香山创办。它由十几个国家级研究所组成，分布于主要的环太平洋国家，包括欧洲在那里的殖民地。它独自在太平洋地区开创了当代研究和定期国际讨论的模式，而现在的中心和协会几乎每天都在采用这种研究模式。1935年巴巴拉·沃特海姆从军国主义的东京去了共产党控制前的中国。
　　回到纽约后她开始为《国家》（The Nation）杂志工作；她父亲曾经是该杂志的出版人。然后她在1937－1938年间去马德里报道西班牙内战。她作为伦敦《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的驻美国记者回到纽约，并于1940年与莱斯特·塔奇曼（Lester Tuchman）博士结婚，之后很快生下三个女儿。从1943年到1945年，她在纽约战时新闻处远东新闻部工作。
　　对一个家道殷实又忙忙碌碌的母亲来说，这样的早期职业经历足以让她参加外国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从而纽约的当权者们增光，但也就仅此而已。然而对巴巴拉·塔奇曼来说，她才刚刚走上轨道。1956年，她重拾早年的兴趣，发表了《圣经和剑：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时期的英国和巴勒斯坦》（Bible and Sword: Britain and Palestin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Balfour），一本一直讲到1918年的历史著作。那以后她避免了那些牵扯到她个人情感的题目，并作为面向大众写作历史的作家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某个把巴巴拉的这些书称为“通俗历史”的批评家与其说是在评论这些书，倒不如说是在评论他自己。确实，它们是“非学术性的”，因为它们主要不是为了讨论那些历史“问题”——太多这类问题来源于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渗透。在大学里，那些寻求科学一致性的人入侵历史学后强调的是概括、事件的模式和比较研究的先验图式。这些很可能加快了学生对历史的兴趣的减少。总而言之，巴巴拉·塔奇曼主张把历史看作是具有可读性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她畅所欲言、深刻，并有广泛说服力。对她来说，关键的是人们的感受和言行；相比这些，像社会流动性、合法性、投资比率和工作观念之类的问题只是次要的。她反复强调了事件、人物以及地方的独特性。
　　当然，多年来在历史学领域里个别性和普遍性一直在争斗，以期获得更多的重视。这里我们很难用只言片语——不管我们怎样斟词酌句——就解决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其实这也用不着我们解决：巴巴拉·塔奇曼的历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着任何理论支持。它就是让读者着迷了，它让他们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她的秘密首先在于她惊人的勤奋。她在研究时发掘了所有的记录，哪怕是最小的纸片也不放过。酝酿《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花了四年，这个时间跟《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花的一样多；后者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月，是本畅销书，并获得普利策奖。1967年，当她开始创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的时候，当时已经完成的一些深入研究已经揭示了二战时美国对华政策在外交和官僚政治上的盘根错节之处。两个很有才干的军事历史学家写了三厚本有关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的著作。事件的框架已经有了。尤为可贵的是，史迪威将军的家人公开了他内容广泛的日记和私人记录。
　　要关注史迪威，塔奇曼夫人就得避开那些雷区，即那些自美国宣告“失去中国”之后所积累的单方面证据、指责，以及那些各怀心思的回忆录。另外，聚焦史迪威使得她可以探求美国与其盟友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才是关键所在。这样就避免了把注意力分散到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和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那场殊死搏斗；1946年史迪威突然死于癌症后，这场搏斗挣脱了美国的影响爆发了，美国国内政治因此充满怨恨。
　　另一个也跟勤奋有关的秘密则很容易察觉到，那就是巴巴拉·塔奇曼通过掌握并使用这些记录而提炼出了她所谓的“确证的细节”。即便她已经感知了某些事件的相关性，她仍然必须通过现场证据——不言自明的一条引语、一个事实或者一个事件——才可以将这一点传达给读者。这些细节使得不同事件联系起来了。因为她是在讲一个故事，并不是想证明什么，所以巴巴拉·塔奇曼瞧不起计算机打印出来的那些玩意，也不喜欢引用其他历史学家的话。“我从来不觉得引用某人在旁边大学工作的邻居的话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来源；我想知道某个事实的原出处，而不是最近谁引用了它。” 幸运的是，她除了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独立精神（她不是个教授），对那些众多学者所关注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或者那些“因素”也具有敏锐观察力。例如，她对蒋介石在中国所达成的脆弱又耗神费力的权利平衡的分析，便是本书阐发最为清晰的地方之一。她所刻画的史迪威的早期经历——他的语言天分和海外游历，他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以及他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对中国的探索——既是他本人的传记，又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塔奇曼夫人善于发掘和利用各种记录，这使得她可以把故事贯穿起来。
　　从1980年代的视角来看，史迪威以及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是怎样的呢？
　　历史地看，1911年到1945年是新的中国共和国摸索建立新政体的时期。到1928年国民党一党专政终于取代了君主专制。不过，自1931年起，由于日本入侵，中国的政治生活重又陷入混乱。
　　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和虚弱使得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难得地有了参与中国生活的机会。在很多中国爱国人士看来，美国那些用条约维持的各种特权不过是十九世纪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竟然提议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全部中国对日作战部队，这无疑是整个帝国主义历史中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刻。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改变了这一切。然而……
　　虽然在1980年代中国的政体是独立自主的，但它的经济看起来仍然需要外国的贸易、技术和投资。自1949年后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这消耗了革命成果。中国的贫穷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那些见过外国物质富足的爱国者而言。毛主席排外的平均主义跟他针对统治阶级特权和官僚主义的社会革命一样，只能让位于邓小平的工业－技术革命。这个人民共和国现在只能借助外国的帮助增加产量。美国人——包括那些阔绰的美国游客——又一次成了贫穷中国的特殊人群。我们再次跟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国人密切交往起来，跟他们谈生意、交朋友。我们的中国朋友再次可能成为排外的民粹运动攻击的目标。
　　我们在1980年代所看到的中国革命是史迪威未能看到的——这是个社会和工业革命的富于活力的交替变化，是乡村和城市人民渴望的彼此消长。仿佛有一个内置的钟摆，引导中国就像一个盲人一样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先在农民中间开展平均主义的社会变革，然后转而在现代技术领域培养出新的统治阶层。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所预示的可不是一种单调的稳定。
　　自巴巴拉·塔奇曼写作此书后，其他历史学家又有什么新见解？有关赢得了未来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新见解很多，但有关1940年代美国战时努力的却很少。也许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美国在中国的东征，1938－1945》（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此书利用了根据“自由信息法”刚刚解禁的秘密政府档案。沙勒的研究仅仅加深了对美国在战时中国的意图和所作所为的幻灭感，而塔奇曼在她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里早已明确传达了这种幻灭感。
　　举例来说，他记载了统率美国驻华海军的米尔顿·迈尔斯（Milton Miles）中校的工作。迈尔斯走在了美国陆军的前面。通过1943年4月罗斯福总统所签署的一个秘密协议，他让美国海军利用中国自己的飞机向中国提供军火，并帮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目戴笠对其人员进行培训，从而更好地打击对手——中国共产党。迈尔斯好像有童子军的素质，看上去也很像。他还在海军军官学校（U. S. Naval Academy）的时候，朋友们就叫他“玛丽”，因为他也有酒窝，长得挺像舞台明星玛丽·迈尔斯·敏特（Mary Miles Minter）。在自由中国，迈尔斯统率着2500－3000个美国人。有些帮助戴笠进行反共活动，从事暗杀、投毒、抓捕和镇压。由于有美国海军上层的支持，迈尔斯屡次挫败了史迪威试图控制他的努力。迈尔斯感到戴笠有种“磁石般的吸引力”，因为他“本身是个自由、民主人士……建立的集中营都是完全合法的……而且他爱自己的母亲并支持妇女教育” 。据迈尔斯的批评者说，他参加了戴笠主持的集体审判，审判后那些政治犯就被活埋了。这位浪漫而可怕的海军军官提前在中国揭开了冷战的序幕，后来他得了夸大妄想症并于1945年9月被送回美国。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活动进行抗议是完全正当的。
　　迈尔斯一事说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的战时努力是怎样被限制在国民党的冷漠和中美反革命之间的。乔·史迪威这个带兵高手很想教中国那些被征募来服兵役的农家子弟们怎样保卫自己的祖国。他身上体现了我们引以为荣的美国的优点，如民主和主动尽职。他的经历说明了一个有天赋又有超人毅力的人能够取得什么，以及不能够取得什么。
　　毫无疑问，史迪威很幸运没有成为中国抗日军队的统帅；在史迪威1944年被召回前罗斯福总统曾经这样建议过。那将使他置身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而当时他们谁都不想对日作战。中国的爱国情绪正在高涨，而国共内战已经开始。这个被蒋介石拒绝的任命将使美国卷入战后中国，从而招致一个致命的“超级越南”。即便如此，直到三十年后美国才承认了中国革命。
　　
　　费正清
　　1985年

序 /费正清
前言
致谢

开篇：危机

第一部
1 一个军官的成长
2 革命的访问者：中国，1911年
3 世界大战：圣米耶尔与山东
4 派驻北京：军阀年代，1920－1923年
5 “能干”团和蒋介石的崛起，1926－1929年
6 “酸醋乔”，1929－1935年
7 出任武官：中国最后的机会，1935－1937年
8 出任武官：中日战争，1937－1939年

第二部
9 仓促上阵，1939－1941年
10 “让我去哪我就去哪”，1941年12月－1942年2月
11 “一顿狠揍”，1942年3－5月
12 受助者，1942年6－10月
13 “花生米跟我上了一条船”，1942年8月－1943年1月
14 总统的政策，1943年1－5月
15 史迪威必须走，1943年6－10月
16 中国在开罗的一刻，1943年11－12月
17 回程，1943年12月－1944年7月
18 “整个亚洲的命运岌岌可危”，1944年6－9月
19 “能干”的限度，1944年9－11月
20 “我们必须撤出——就现在”，1945－1946年

附录 1921年筑路：谈话录 /约瑟夫·W.史迪威少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