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城：不光是在这个问题上。所谓极少数人，日本、中国都有。既然是极少数，就不能让这些人代表全部。难道不是这样吗？安倍首相访华时达成了一致，日中之间开始共同研究历史。这件事，虽然曾几次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实现还是第一次。我想，这件事的意义在于进行这项研究，而不在政治层面上将问题政治化。重要的是首先要创造环境，使之能提出大量的史料和证据，以便能够客观、科学地进行学术性研究。
孙：中国人的想法是大多数日本人是受害者，鼓吹战争的只是一小撮，从小受的教育都是这样的。日本国民也有这种意识吗？
岩城：我手头没有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的数据。孙先生有常驻日本的经历，感觉怎么样？
孙：中国人重原则，事情的妤坏清楚，黑白分明。有些日本人即使心里认为那场战争不好，也不明确说出来。比如对甲级战犯战争责任的认识上，有些人不是挺暖昧的吗？
岩城：我认为，用“日本人”这样一个词去涵盖日本民众是不可能的。比如，有战争体验的一代人和没有战争体验的一代人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去靖国神社，除了祭扫亲人亡灵并没有别的目的。去问这些人甲级战犯对与错，是否可取呢？用邓小平常用的话，也许可以说：应该“实事求是”。我认为应该这样理解：人因所处的立场不同而有种种想法，很难用一个词去作区分。
刘：的确有各种各样的人，在中国也是这样看的。对被迫参加那场战争而失去了生命的人，他们的亲人们去悼念，是自然的事情。我认为，这与祭拜甲级战犯完全不同。对此，中国是主张要区分开来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胡锦涛“特别叮嘱”了对方，他说我们要相互遵守三个文件，并要求曰方不要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请日本的各位体会到中国人民的这种感情。从中国来看，那么多人被杀戮，那么多人的亲人被杀害，请不要做那种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的事情了。
岩城：我认为，这需要在一般国民层次上给予理解。这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开展交流，使一般国民能理解这种感情、心情，以及理解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人。在政治层面上，即使再怎样用政治文件进行确认，如果在国民层次上发生了与之不同的状况，那也是不会结出果实来的。可以把三个文件作为纪念碑、出发点来确认，但今后能否进行交流使之丰满起来？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朝这个方向努力。
孙：这里，我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对待历史。历史是翻过去的一页，是过去的事情，我认为，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和经验，要让历史成为历史。两国关系，不仅仅是100余年来的历史教训，还有2000多年来的历史财富。中国不会把历史当作一张牌来为难日本。中国人其实已把历史的一页翻过去，可是日本有一部分人却非要搬出来。我们还是要以史为鉴，使之变成财富。
刘：关于历史问题，哈佛大学的入江昭教授在《外交论坛》杂志上发表了《文化与外交》一文，说得很到位。他说：“部分日本有识之士中，有人持有这样的意见：把曰中历史问题归结为防卫和贸易问题，认为中国政府提出过去的战争是为了从日本获得巨额援助；对日本教科书如何定义那场战争说三道四是干涉内政。这些见解忽视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侧面。对中国人而言，19世纪以后的历史是一部受屈辱的历史，这种认识是国家赖以成立的基础。如果对此麻木不仁，曰中关系就永远不能有飞跃性的发展。”入江氏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侧面”，即19世纪以后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吧。
孙：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啊。
刘：在这次首脑会谈中也提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鉴，我想有三点。一是两千多年的友好史，一是时间虽短但实际存在着的不幸的历史，再有的是战后60年两国人民共同构筑了崭新的中曰关系。35年前，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两国复交了，这也是一个“鉴”，是一个有益的教训。所以，说到以史为鉴时，不是只提那场不幸的战争，而是要把三个阶段都作为“鉴”。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在日本国民中有这样的声音：“我们已经道歉好多次了，怎么还让我们道歉？究竟道歉几次才算完！？”你们听说过吗？
岩城：关于这一点我倒想，最近中国国内似乎出现了这样一种言论，“噢，原来日本人是这么看的，不能让有这种看法的人越来越多啊”。所以温家宝总理在国会演说中说：“要积极评价日本领导人对历史问题所表明的态度。”我认为这有很大的意义。由于中国首脑有了明确的说法，人们就会认为，噢，中国政府领导人也不认为曰本还没有道歉。所以我期望，这次演说将成为一个分水岭。
孙：说中国非要抓着历史不放，那是误解。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一些访问中国的日本人就过去的事表示道歉时，中国方面反而表示，“那都是过去的事啦，让过去的事过去吧”，当时是那样的气氛。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出现争论，基本上都是日本某些政治家“放言”的时候。对这些否认历史的讲话，中国人感到难以理解。我个人认为，日本国民的大多数是正视历史的，否认历史的只是少数人。另外，有看法认为，“反省”与“谢罪”在含义上也有不同。对此，不少中国人觉得心里不舒服，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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