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共性。除了犹太裔的种族共性外，他们大多是美国新移民的后代，多数是从东欧移民到美国的，处在美国社会的底层，面临着种族歧视以及生存竞争的巨大压力。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讲求实际，但曲折的人生经历，又使他们生性敏感，十分关注社会问题，关心政治。他们在早期热衷于左翼的政治，其实反映出他们对于当时美国乃至国际重大事件的最直接、最本能的反应。在“二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有两个大事件深深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其一是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不但给他们的父辈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也令他们终身难忘；其二是反法西斯战争，纳粹集中营的人间惨剧仍然历历在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法西斯主义都被贴上了保守主义的标签，尤其对于那些具有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而言，无节制的市场以及反犹主义仿佛孪生兄弟，几乎是所有现代社会之恶的总根源，因此他们对政治光谱的极右保持着本能的反感。
其实，政治大环境也是如此。“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内政治的主轴是民主党的新自由主义（libemlism），而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福利国家的思想，在美国公众中十分有影响。当时的右翼保守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对立面的陪衬，无法构成对主流政治的挑战。在美国政坛中，保守主义几乎没有影响力，而那些以保守主义自诩的人不过是让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派更多地注意历史与传统，防止盲目乐观，注重自我批判与反省。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左翼政治人士占据了思想的制高点，一手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另一手握着改造社会的工具，踌躇满志。反观当时的右翼保守人士，则注重现实问题，对主义及理想嗤之以鼻。在美国，这种左右不对称开始于经济大萧条的30年代，在战时政治中被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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