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北京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80余部。曾有长篇小说“青春三部曲”《早恋》、《一个女中学生的日记》、《青春回旋曲》，报告文学《和当代中学生对话》、《和当代中学生通信》。近著有《音乐笔记》、《音乐的隔膜》、《聆听与吟唱》、《浪漫的丧失》、《纸的生命》、《遥远的含蓄》等。曾经获得过全国以及北京上海优秀文学奖多种。《音乐笔记》获首届冰心散文奖。《那片绿绿的爬山虎》、《向往奥运》、《荔枝》、《银色的心愿》、《寻找贝多芬》等篇入选大中小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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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是一种泛指。北京人对数字崇拜，讲究个“八”字，特别愿意用一个“八”字，雅的有燕京八景，俗的有天桥八大怪。这个“八”字只是一个虚数，就像李白诗中说的“疑是银河落九天”里“九”字一样。八大胡同泛指大栅栏一带的烟花柳巷而已，用当时《顺天时报丛谈》中的话说是“红楼碧户，舞扇歌衫”，和西洋人的红灯区一个意思。
不过，八大胡同的地理范围是有特指的，它们的方向在大栅栏西南，但到了南面的珠市口西大街为止，珠市口西大街是一道明显的界限。在老北京，这条街有无形的分水岭的地理标志作用，它以南属于低等档次，上不了台面的。所以，八大胡同里的妓院虽然也有三四等甚至暗娼，但与一街之隔的铺陈市、四圣庙、花枝胡同里的老妈堂、暗门子下等妓院，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当时，逛八大胡同，是一种身份和档次的象征，其意义有时并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寻花问柳，而是有一种娱乐圈乃至社交圈的更为宽泛的意思在，超越情色之上，称之为泛娱乐化或泛情色化，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当年军阀曹锟贿选，袁世凯宴请，都是选择到八大胡同。
如今，在前门一带转悠，你常常会碰见如老舍先生小说《骆驼祥子》里那些拉三轮的车夫祥子们，拦住你的去路，拉着你的胳膊，指着他们的三轮车车身上贴着的花花绿绿的照片，热情地对你说拉你到八大胡同转转吧。
八大胡同，在北京名气不小，特别是这几年，前门地区面临着拆迁，推土机日益轰鸣，位于前门地区的八大胡同命运未卜，从前朝阴影里苟延残喘到了今天，不容易，可是，说没，没准儿就没了，也就是一口气的事情。北京的，外地的，甚至外国的，拿着地图，特意到八大胡同来转悠的人增多，败落而凄清的八大胡同，比以前还要透着热闹。
娼妓制度，在我国有上千年的历史。一座城市，在过去的年代里，有妓院，就会有红灯区，妓院作为一种生意存在，便和任何生意一样，都是喜欢扎堆儿的，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做规模化发展，生意才能够红火。在老北京的历史里，前门地区的八大胡同，只能够算做红灯区的后起之秀。最早出现的妓院在元朝，不过，史料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花胡同”和“锦胡同”，倒是已经在元杂剧之中出现，但不知具体指的哪些条胡同，即便有特指，那些胡同早已不复存在了。那时也有“勾栏”字眼的出现，不过，那时的勾栏指的是民间唱戏说书演杂耍的地方，类似现在我们的庙会，并不是后来的妓院的别称。因此，“花胡同”、“锦胡同”到底是妓院丛生的地方，还是勾栏集中的地方，应该存疑。不过，元代红灯区在北京肯定是存在的，据学者推测，那时的红灯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内城的西城和北城，也就是现在的西四附近。学者张清常教授就持这一说。
当然，这一说是有自己的道理的，因为北京城在元朝开始出现了街巷，北京现存的最老的胡同砖塔胡同，就是元朝的老街巷，在西四以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民国时期，鲁迅先生和张恨水先生都曾经住过那里。在元朝时，砖塔胡同是一条非常繁华热闹的胡同，那一带，勾栏瓦舍，歌舞升平，常常是关汉卿出没的地方，因为那里是他的戏剧演出的好场所，来这里的人常常可以看到他。那附近出现红灯区，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事情。现在还存在的粉子胡同和花枝巷（都在砖塔胡同南，很近），估计就是那时候的遗存。而砖塔胡同肯定是当时最热闹的红灯区中心地带。
据马可?波罗在他的笔记中记载，元大都当时有妓女两万五千名，和今天相比，这个数字肯定不算多，但在当时，确实不算少，那时京城里的人才有多少呀！这两万五千名妓女，可不是暗娼，或站街女，或发廊妹，那时的妓女，大多是艺伎。当时，每百名妓女，各设一名官吏管理；每千名妓女，再设一名更高层的官吏管理，如此有序的管理，为的是迎送外国使节，挑选上等妓女作为款待。这说明元代国家强盛的气派，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说明元代的风尚；也说明元代对妓女的管理真是舍得花气力，远远胜过后代，尤其是清代后期的放任和泛滥。
妓院和红灯区在北京真正出现，是在明朝，主要集中在内城的东城，已经从元朝的西边转移到东边了。这样区域性的整体移动，和东边的商业发达相关，当时就有“东富西贵”一说，即东城商人多而富庶，西城官员多而高贵。妓院移至东城，并非西城的官员就不狎妓玩乐，而是他们和任何政治制度之下的官员一样，都要拘着点儿面子，虽是一肚子男盗女娼，却也要正襟危坐，所谓君子远庖厨一般，便让那些妓院都开在离自己稍远的东城，商人近水楼台，更让娱乐业促进自己的商业，两相发展，彼此得益而如鱼得水。可以说，这是自有妓院和红灯区的历史以来，一种普遍的经济规律。
张清常先生曾在《胡同及其他》一书中专门考证：“明朝街巷名称中的红灯区有：勾栏胡同、本司（教坊司，清代笔记把它视同勾栏）胡同、粉子胡同、东院、西院、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勾栏胡同于民国改为内务部街，今沿用。东院、马姑娘胡同早已消失。西院全名为西院勾栏胡同，今大院胡同、小院胡同、小院西巷。宋姑娘胡同，今东西颂平胡同。本司胡同、粉子胡同仍在。由此可以看出，明朝把它们命名时标明了它们是妓院所在。”
这里需要作一点解释，某些北京胡同，确实如张清常先生所说，是“明朝把它们命名时标明了它们是妓院所在”，在清朝有所变化和发展。老北京的胡同名字，特别和妓院关系密切的，有这样几种：
一是勾栏：这是由唱戏的专有名词延伸出来的，自古以来，戏子是和妓女一样地位低下的，即使到了清朝，四大徽班进京之后，那些曾经名扬一世的名角，当时都是住在八大胡同一带，和妓女为邻。勾栏和妓院，便一直关系暧昧，如勾栏胡同、西院勾栏胡同，一直延续到清代。
二是粉子：张清常先生解释粉子同本司，是教坊司，和勾栏一个意思。民间的解释，更为通俗，有好几个老大爷告诉我，粉子，就是脂粉的意思。清东城有分司厅胡同，是粉子的音的传讹，因为过去的朝代里，有教坊司一说，并没有分司厅这样的衙门口。
三是院：也是妓院的别称，比如当时著名的西院东院。当然，现在中国社科院的旧址贡院，另当别说，那是过去朝代礼部的遗迹，虽也叫院，和我们这里所说的院不一样。
四是姑娘：那时候叫姑娘，就和如今称呼小姐一样暧昧，凡带姑娘字眼的胡同，一般都和妓院有关，比如宋姑娘胡同、马姑娘胡同、马香儿胡同、乔英家桥等。而且这些带姓氏的胡同，据说当年都曾经有这个姓氏的名妓居住过。不过，张清常先生说的宋姑娘胡同，指的是现在的东西颂平胡同，在老北京，还有另一条宋姑娘胡同，在我小时候的住家附近，位于东打磨厂和巾帽胡同之间，离崇文门不远。那是一条有些弯曲的小胡同，我有一个同学就住在那条胡同里，我常常到他家玩。那时的老街坊还常常鬼鬼祟祟地议论，那里曾经是娼寮之地，似乎还有她们的后代在那里住着一样。大概为了和东西颂平胡同的宋姑娘胡同区别，这里改叫过送姑娘胡同，一为“宋”氏的名词，一为“送”的动词，北京人的智慧大着呢，不尽的含义都在那里面了。有意思的是，为了对称，它的北段改成叫接姑娘胡同。文化大革命前夕，觉得这“宋”呀“送”呀“接”的都不好听，索性改成了莲子西巷。过去岁月里那些沧桑与故事，便这样被阉割了，如今，因为修新世界商厦和祈年大道，它已经彻底地消失了，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
五是堂子：堂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和四大徽班进京有关，那时名伶的私寓，称之为“堂子”，名伶除台上演戏之外，还要在自己私寓教授弟子，接待客人，以及从事侍宴侑酒等有偿服务，便有了“相公”之说。“相公”一词的前身，便是“歌郎”。梅兰芳年幼时随朱小芬学戏，便当过这样的“歌郎”，号称“同光十三绝”之一的朱小芬的私寓，便叫“云和堂”；而梅兰芳位于李铁拐斜街的祖居，即祖父梅巧玲的私寓，叫做“景和堂”，都曾是当时京城有名的堂子。一直到光绪末年，堂子在八大胡同越发地畸形兴旺，成为了妓院一种暧昧的别称。另一种说法，堂子是南方对妓院的叫法，明初皇都移至京城之后，南方人大量移居北京，就和金陵便宜坊烤鸭移到了米市胡同开张一样，不少妓院也移到北京，在胡同里扎下根，便将那里的胡同改叫成了堂子。据说，明朝时京城一共有六条叫堂子的胡同，如赵堂子胡同，解放以后还在。崇文区花市一带的上堂子胡同，我读中学的时候天天从它身旁路过，一直挺立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不知算不算在这样的南方堂子之列。在崇文门内东单以南，建国以后一直还在的镇江胡同、苏州胡同，是明显带有明朝南方移民的痕迹的，而明朝就有的那六条堂子胡同，有四条就在苏州胡同以北。那时这一带是北京城的城边了，出了崇文门，就是荒郊野外。我猜想，这大概和最初南方妓女刚刚来京时人生地不熟，一要扎堆儿居住地界便宜，二为南方人服务和照料方便相关，就和现在北京城边的“浙江村”道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