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缘网络
费孝通先生曾经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依我的理解，这个熟人社会的特性一是近，二是亲。所谓近，即圈子封闭，活动范围狭小，形成一个面对面的人际交往结构；所谓亲，即村落中人多为各种亲缘关系所网络，形成一种普遍化的亲缘秩序。这种亲缘秩序不仅塑造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宗族文化，就是在当下一些已经缺失了宗族记忆的村庄，也发挥着它所特有的整合秩序与配置资源的功能。
川北王村就是这样一个村落。
王村的亲缘网络源于它的历史。作为一个移民村，王村的生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那场被称作“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在四川，这样的村子不在少数，以至于在追溯村史时，都可以发现它们多是由一两个共同家庭发脉和繁衍而来，因此，此类村子在姓氏构成上总是以单姓和少数大姓为主。
王村的亲缘结构对于熟悉中国乡村社会的人来说并无新鲜之处，尤其是当近年来宗族问题几成农村研究中的显学之后，王村作为一个案例就更不构成那种在学术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白乌鸦”。然而，问题也许往往就存在于这种普遍性之间，当笔者怀着一种先人为主的宗族关切走进这个家族化村落时，却发现在村里既看不到人们在华南农村所津津乐道的家庙再造与族谱续修，也看不到各种敬神祭祖的宗族科仪。20世纪那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看来的确改造了王村，宗族无论作为一种制度仪式还是精神信仰，都已经淡出了村庄。
然而，我在王村的发现在于，缺失了宗族记忆的村庄仍然无法回避无所不在的亲缘关系，家族化村庄的客观实在性和社区互动对亲缘网络的普遍关联，使得亲缘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构建秩序的功能。它的意义虽然不可能像旧时的宗族那样明显，也无法与现时的行政化秩序相提并论，但由于现今农村已无其他可以利用的内生性社会组织，所以，亲缘网络作为惟一存在的社区联结链条，其整合与规范村落人际关系结构的作用反倒得以突出。
首先，它给村落内部的交往和互动注入了亲情。在王村，只要能攀扯上一定的亲戚关系，无论亲疏，人们相互之间总是以彼此在亲缘结构中的身份相称，一般不会直呼其名。这种亲情称谓的无所不在，无疑使村落社会浸润在亲情氛围之中，身处这种氛围之中，人们即使是在纯粹的事本主义交往中，也不能不注意到以情为先，为情所忌。因此，我们无疑可以认为，王村的社会秩序首先是建构在亲情场域中。其次才是建构在行政场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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