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契合因子又使它可以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并且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浇灌而开花结果。因此，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具备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就会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勃然兴起，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br> 1．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呼唤<br> 古代的中国，曾经拥有五千多年延绵不断、独立发展的农业社会文明史，并以世界上头号强大的中华帝国独领风骚1500年。中国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社会之后，中国也曾有过“康乾盛世”，但因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长期重农抑商的政策、封建宗法韧带的缠绕、“华夏第一”传统观念的桎梏，这个不思进取的东方大国开始落伍，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它轰然倒塌，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近代中国，一连串的战争，一连串的国耻，一连串的国难，交织成一部血泪斑斑的屈辱史。中华民族被视为“劣等民族”，濒临“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国人被讥为“东亚病夫”，一提到china就是妇女缠小脚，男人抽大烟，衣服褴褛，瘟疫满身。正如孙中山当年说的：“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中国社会要进步，就必须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求得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毛泽东说：“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①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开辟救国、强国和富国之路，承续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传统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一批又一批地挺身而出，前仆后继，上下求索，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组织过政党，实施过改良，举行过革命，采用过各式各样的思想武器，提出过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方案，包括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倡议，农民革命派的地上天国理想，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工商救国主张，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君主立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等，或者企图效法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改朝换代，或者幻想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老路，但是都行不通。<br> 在中国近代史上，迈出向西方学习第一步的是林则徐、魏源。他们力倡“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把中国的出路寄托于像西方那样发展工业之举，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不能在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中发展。“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洪秀全在西方资产阶级基督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农民平等思想、平均主义传统影响之下，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建立了与封建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政权，但终究无法超出其所属的阶级和所处的时代。康有为借封建统治者推崇的“圣人之道”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人权观和进化论，梁启超主编了鼓吹维新变法的喉舌《时务报》，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著作，共同发动了以实现君主立宪为目标的“戊戌维新”，但在武装到牙齿的中外反动势力扼杀下，改良主义不能不成为一场空梦。孙中山高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旗帜，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中华民国却“徒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中华民族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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