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未能把握整个女性阶级和阶级划分本身之间的关系的影响。他没有注意到，女性的家庭义务和公共生产之间的紧张状态跨越了阶级：“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务的义务，那么她们就仍然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事业而有独立的收入，那么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不论在工厂里，或是在一切行业直到医务和律师界，妇女的地位都是这样的。”恩格斯没有发展他原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女性和阶级的关系虽然是直接的并持久的，但也能被削弱或切断，因为它仅是（对阶级关系的）间接反映。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看，无论女性工作是不是为了工资，她的阶级地位都或多或少首先通过她和父亲的关系、然后通过她和丈夫的关系来决定。这种情况随着如下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婚姻、离婚或变老。比起男性在类似的物质环境方面的变化，女性的变化更为开放，无论在积极的方面还是在消极的方面（both up and down）。在和男性的关系问题上，女性有了相当的阶级主动性，既在消极方面也在积极方面（down as well as up）。一次有利的婚姻，能使女性快速提升进统治阶级，而她自己的技能、专业训练、工作经验、工资水平和职业态度，这些成就她自我独立的因素，（在这种婚姻中）对经济的独立或主动性的要求将会很少。离婚或变老能使一个女人在经济上贬值，因为她对男人的吸引力或魅力下降了。男性的生产关系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固定了女性的阶级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跨越了女性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的阶级地位。如果她专门做家务，她的阶级地位就由她在外工作的丈夫的阶级地位所决定——尽管家务劳动日益超越阶级而彼此类似，并且，当家务劳动被付工资时，就被看成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这不是说因为女性和阶级的关系是间接的，女性同阶级的关系就不如男性和阶级的关系有说服力；而是要指出，女性和阶级的关系是以她们和男性的关系为中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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