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著作涉及历史、政治和文化批评，包括《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社会健忘症：对墨守成规的心理学之批判》以及《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等。

　　乌托邦思想在今天遭到了普遍的怀疑。我们时代那些令人尊敬的知以分子，诸如汉娜·阿伦特、以赛亚·伯林、卡尔·波昔尔塑造了现代反乌托邦主义并使它深入人心。更不用况那些反乌托邦小说，比如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了。
　　拉塞尔·雅各比对此提出了批判，他坚称，这些思想家和小说家错误地将乌托邦思想同纳粹主义及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了。他进而告诉我们，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乌托邦上义传统，即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前一传统强调详尽无遗地描绘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还设计出奇奇怪怪的未来之形象，几乎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家(他们是特奥多·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思斯特·布洛赫、古斯塔夫·兰道尔，以及其他卓越的犹太思想家)一如那些严格遵守《旧约》反对偶像的禁律的人一样，既拒斥蓝图设计师对细节的痴迷，也抗拒现代图像的引诱。
　　在这两重区分之后，雅各比论证说：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精神将复活冬眠中的社会政治想像力，为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希望。我们需要学习并重返那种精神，使我们自身对更加富有想像力的未来之观念保持开放态势。

　　同雅各比的大多数著作一样，《不完美的图像》也是匠心独具。该书旁征博引、富于论辩、生气勃勃、一气呵成。学术视野宏阔而又机警峭拔。
　　——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福柯的生死爱欲》作者
　　
　　太多的人云亦云声称乌托邦梦想培育了社会的政治噩梦，拉塞尔?雅各比对此提出了挑战。他激情满怀地坚信：在乌托邦思想中，存在着一条极为独特的非极权主义乌托邦思想的线索。他的这种信念揭示了当代想像力的缺乏。……这本精神饱满、真正充满乌托邦精神的论著，复兴了一股“无政府主义的微风”，这微风曾给予那些反偶像崇拜的思想家以灵感；对于他们来说，那些被忽视、遭唾弃的新思想绝非怪物。
　　——安森?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
　　
　　中译本序
　　中译本序
　　要“内衣”，还是要“香槟”？
　　
　　“在乌托邦岛国……人人都能够获得公平的配额，从来就没有穷人或乞丐。每个人都不拥有任何东西，但是每个人都很富有——还有什么财富能够比快乐、心灵的平和、无忧无虑更加伟大呢？”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认真聆听了乌托邦岛的访客拉斐尔（Raphael）发表的这番关于乌托邦的报告，然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在莫尔看来，乌托邦的“法律与习俗”似乎“在很多情况下都荒唐到了极致”。不过他还是决定“对其进行认真思考”，而且承认“我将会非常乐意看到——尽管我仅仅是期望——欧洲将吸纳乌托邦共和国的许多特色”。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Utopia）一书就是以上述这种方式结尾的。这本书问世已经有五个世纪了。直到今天，我们依旧不清楚莫尔对他所创制的“乌托邦”的真实态度。莫尔以拉斐尔的身份，坚定地捍卫乌托邦；他同时又以自己的身份，强烈地反对乌托邦。他真正的立场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对自己所创造的乌托邦的反对，毋庸置疑一直就是一种姿态。他想通过引证自己在书中对乌托邦的反对意见来为自己辩护，以免他人指控他颠覆社会。然而，毕竟是他虚构了乌托邦，倘若它的确令他非常苦恼的话，他原本可以坚持做自己的神学研究。尽管莫尔本人对于乌托邦的态度是爱恨交织的，但是当今的历史判断却并非如此。这种判断认为，乌托邦是同压制性权力主义以及凶残的计划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乌托邦表明的是现代早期，那么敌托邦则意指现在。数个世纪以来，至少在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88年发表的整部《回望》（Looking Backward）中，乌托邦中就充溢着想像与希望；在乌托邦中，暴力与独裁毫无立锥之地。让我们来听听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过的话吧。他曾经同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这个乌托邦公社有过联系。1840年，他写信给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说，“这里的人们几乎都为不可胜数的社会改革方案而变得有点疯狂了。每一个读书人的背心口袋中都装着新社会的草案……这个人反对吃动物的肉；那个人抛弃金钱；另外有人则放弃家里雇用的仆役；还有人则否定国家。”自然，乌托邦主义者或许会——而且早已——因为其不现实的、不可能的，有时是精神失常的特征而遭受批判。例如，如果去读傅立叶的著作，他那既汪洋恣肆而又紊乱无序的想像两者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所描写的公社中，人们能够一日五餐吃到美味佳肴，面对一道接一道的美食，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哪怕是最贫穷的人，也能够从“十二种汤，十二种露珠和葡萄酒，以及十二种肉和蔬菜的调味品”中来选择。但是，因为傅立叶这样痴迷于细节和数字——人们应该每天睡5个小时，活144岁，任何活动都不要超出2小时——他看起来也够疯狂的了。然而，疯狂并不意味着邪恶或危险；事实上，傅立叶本人就完全是仁慈而宽厚的。他的理想既不曾激发暴力，也没有导致劳改营。但是，这一点却被人遗忘了。20世纪出现了反对乌托邦的思潮。赫胥黎用作其《美丽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题词的那段警句捕捉到了这种转变。他引用的是俄罗斯宗教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的原话，后者认为，从前，乌托邦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如今它们却变得迫在眉睫了。“事实上，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完全不同的、令人苦恼的问题：我们该怎样阻止它们的最终实现？”别尔嘉耶夫本人逃离了俄国革命，但是人们往往将乌托邦思想的让渡同苏联的解体联系起来。然而，赫胥黎的这部小说针对的是美国的消费主义而不是斯大林的独裁主义。倘若敌托邦的《美丽的新世界》中有一个恶魔的话，那就是亨利?福帝（Henry Ford）学界一般认为，赫胥黎在《美丽的新世界》中所创造的“Henry Ford”这个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从福特公司创始人福特以及这个公司本身的生产、管理模式获得了灵感。福特所代表的机械化、标准化、均质化，反人性倾向，同乌托邦的本质是相敌对的。从根本上说，赫胥黎塑造这一形象就是为了警醒当代的人类要抗拒这种迫在眼前的压迫、独裁、反人性、单向度化。因此，孙法理等译家将这个人名译为“亨利?福帝”，而不是遵从既有的外国人名中译惯例，是颇为妥当的，庶几能够让我们联想到作者寄寓其中的警示与批判意义。我非常乐意沿用这一译名。——译者，他体现了个体的让渡与机械化。一点没错，苏联共产主义的确曾激发了一系列敌托邦作品，特别是叶甫盖尼?札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We）以及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纳粹主义的兴起似乎证实了乌托邦主义的危险。但是纳粹主义几乎没有东西看起来是乌托邦的。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的那样，纳粹的“血统和土地”这一口号阻碍了，而不是发展了乌托邦。尽管如此，一系列的欧洲流亡思想家，诸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以及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却还是将乌托邦主义纳粹主义等同极权主义的各个侧面联系起来了。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读解他们的作品，却并不能发现表明乌托邦思想导致了极权主义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以阿伦特的经典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为例。这本书对于反犹主义、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说了很多，但是却未能揭示出乌托邦主义同这些运动是有牵连的。但是这几乎无关紧要，因为在大众层面和学术圈，两者都经常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贴上乌托邦运动的标签。《不完美的图像》（Picture Imperfect）一书试图复原乌托邦思想，但是“复原”（recuperate）并非意味着粉饰。如果人们认为乌托邦主义者是有罪的，例如那些以苏联共产主义名义犯下的罪行，就让这些被告承受他们那些控诉吧。不过，在察看历史的碎片时，我们要更加小心谨慎，我们要使用解剖刀，而不是挖掘机。我们也不该忘记，在俄国革命的最初那些年里，至少有一段时间，乌托邦的余火燃烧得特别明亮。但是这个时刻却已经过去了，这是一些亲自参加过革命的人很快就认识到了的一个事实。那些使自己远离这场革命的人不仅仅包括了像别尔嘉耶夫这样的基督徒，而且也包括了从尤利乌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到维克托?塞尔吉（Victor Serge）以及安德烈?布列东（Andre Breton）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无论如何，苏联共产主义及其遗产都几乎没有耗尽乌托邦思想。我在《不完美的图像》中，与其说是要竭力从乌托邦思想导致了极权主义这一指控中拯救它，不如说是在竭力拯救乌托邦思想本身。虽然有关自由的未来轮廓之大胆理想推动了乌托邦思想，但是，一种相反的、权力主义的倾向，即精确地规划人们应该怎样生活的倾向也是乌托邦思想的特征。我称之为乌托邦思想的“蓝图”（blue-print）传统。这一类乌托邦主义者往往规定：乌托邦的居民应该什么时候醒来，他们该穿什么，午饭应该吃多长时间。当自由的各种精确维度受到限定时，自由本身也将衰落。我认为，这种“蓝图”传统已经寿终正寝了。要详尽无遗地描绘出一个乌托邦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这是再也不可能，或者说再也无法期望的事情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乌托邦计划的让渡。刚好相反。乌托邦计划不仅仍然迫切地需要研究乌托邦主义的历史，而且我还试图抢救一种更加散乱——而且更少人关注——的乌托邦传统，我称之为“反偶像崇拜的”（iconoclastic）乌托邦主义者。我是同时在其精确内涵和流行的意义上来使用“反偶像崇拜”这一概念的。从字面意义来看，反偶像崇拜者指的是这样一些宗教信徒，他们摧毁神的偶像或形象，因为这些图像曾经被认为是异端；这些形象破坏了圣经关于禁止用视觉再现上帝的诫律。从其更为流行的意义来看，反偶像崇拜者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逆潮流而动，挑战种种盛行的真理。就这两方面而言，反偶像崇拜这个标签都是贴切的。那些乌托邦主义者之所以是反偶像崇拜者，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理智上不墨守成规，而且还因为他们拒绝将未来具像化。尽管他们大部分是俗世凡人，而不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但是他们却严格地遵从犹太教的如下诫律，即禁止为上帝造偶像，不许为上帝命名。这些诫律证明了上帝的崇高，即他是不受限于图像和语词的。乌托邦以反偶像崇拜者的同样方式打破了视觉再现的限制；只能间接地通过音乐、哲学与故事，而不是通过绘制图表，栩栩如生地去探究、接近乌托邦。在这些人的作品中，人们找不到关于未来的详尽蓝图。相反，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者赋予耳朵，也许还有心灵，在眼睛之上的特权。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充满一种神秘的氛围，这在反偶像崇拜论者的经典作品，即布洛赫的《乌托邦的精神》（The Spirit of Utopia）中得到了证明。布洛赫的这部书并没有提供乌托邦的图像，而是从音乐、宗教和艺术中来引证乌托邦。这些反偶像崇拜的思想家们还探讨了乌托邦传统的另外两个弱点，它们同今天仍然大有关系。他们意识到，乌托邦渴望并不会立即看上去是充分发展的。这一看法丝毫也不让人感到惊奇。历史已经诽谤并且蹂躏了这种乌托邦渴望，当人们要求它说话时，乌托邦冲动往往发现自己变得结结巴巴了。为了让它发表意见，我们就必须保护它、栽培它。这或许就是佩特?赫贝尔（Peter Hebel）所讲述的那个童话故事中的寓意。有一对穷夫妻，得到了可以用于任何事情的三桩心愿，却为了得到早餐的香肠而把它们糟蹋了。它或许还是一个曾经令本雅明和布洛赫两人都着迷的故事的寓意；这个故事或许例证了乌托邦期望的谦虚谨慎。有个安息日的晚上，在一个哈西德人的村子里，当地人坐在小酒馆里；远远的角落里，有个穷人悄悄地坐在那儿，谁都不搭理他。村民们决定，每个人都要说出一桩心愿。
　　有的人想要钱；有的人想要招赘女婿；有的人则梦想一张新刨床；大伙就这样轮流说着。都说完之后，只剩下坐在黑暗角落里的那个乞丐了。他极不情愿、吞吞吐吐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希望自己是个国王，权力无边，统治着一个广大的国家。有天晚上，当我正在自己的寝宫里酣睡时，敌人来侵略我的国家，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我从睡梦中被叫醒，连穿衣的工夫都没有，只好穿着自己的内衣仓皇出逃。我没日没夜地翻山越岭，穿过森林，慌里慌张地往前赶，最后终于安全地到了这儿，坐在了这个角落里的桌子旁。这就是我的心愿。”其他人觉得难以理解，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有人问道，“那么这个心愿对你有啥好处呢？”乞丐答话了，“那样我就会有件内衣呀。”
　　“我就会有件内衣”这一说法似乎昭示着乌托邦渴望的终结；这不仅意味着对人的命运的逆来顺受，而且事实上是对它的美化。这个故事暗含了这层意思，即乌托邦梦想本身需要教育。虽然这些故事的背景都是前工业时期的欧洲，倘若它们无法针对后工业时期的世界的话，那很可能针对的是工业化时代。本已变得贫乏的梦想或许会使前工业时代的贫困与后工业时代的富足两者都遭受痛苦，因为它正在抽空乌托邦思想。为了存活下去，乌托邦精神既需要理智上的大胆，也需要理性的想像力。与此同时，必须将乌托邦精神从其历史的禁欲主义中解放出来。除了像傅立叶这样一些伟大的例外，乌托邦主义者都赞美匮乏——即共享的贫困。然而匮乏或者自我否定并非内在于乌托邦传统的。这一点，德国作家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或许说得最为出色了。同革命者提出的面包是“人民的权利”这句口号相比，他更加乐意称之为“神圣的权利”。“我们同参加法国大革命的人在这一点，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不想成为无套裤汉，不想做普通的公民，也不想当腐败的长官；我们渴望建立一种诸神的民主政权……你们要求的是粗朴的衣服，自我克制的道德，以及没有情趣的快乐，但是我们希望的则是甘露与佳肴、馨香祭物、华丽的红袍、昂贵的香膏、奢华与绚丽、欢笑的宁芙女神翩翩起舞，音乐和喜剧。”海涅又补充说，“你们这些善良而贞节的共和主义者，不要为此事而生我们的气。对于你们吹毛求疵的责骂，我们将用莎士比亚笔下一个傻瓜的话做出如下回答：‘难道因为你们自己是善良而贞节的，就认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更加可口的蛋糕、更加醇美的香槟了么？’”1912年，在马萨诸塞劳伦斯的纺纱工人大罢工中，这一思想再次以多少有些单调的语言浮现出来。这是移民和妇女要求更高工资的一次大罢工——但是并不仅仅如此。来自那次罢工的战斗口号宣布，“我们要面包，我们也要玫瑰！”今天，乌托邦主义者除了反思这些话，他们所能够做的不会比这更出色。非常感谢译者姚建彬，让中国读者能够看到我的这本《不完美的图像》。
　　
　　拉塞尔·雅各比
　　2007年1月
　　于洛杉矶
　　
　　（这篇序言系拉塞尔?雅各比应译者之请而特意为其《不完美的图像》一书中译本所撰，其原文标题为《〈不完美的图像〉中译本序》（Prefa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Picture Imperfect），译者为这篇译序加了一个标题“要‘内衣’，还是要‘香槟’？”。此一微调，意在提醒读者注意雅各比所揭示出的乌托邦思想史上“蓝图”派乌托邦思想与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这两种不同传统之间的张力，以及他所着力的方向。——译者）

    在后来献给兰道尔的一次名为《圣洁之路》（“The Holy Way”）的演说——该演说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中出现了典型的布伯式的主题：对于公社、人际关系和内在的宗教虔诚的强调，以及对于纯粹政治和科技的手段的不信任。布伯对“那些专门进行政治思维的人”提出了警告。位于巴勒斯坦的新“犹太共和国”“决不能够仅仅成为无数缺乏精神实质的小国家中的一员，正如当今西方世界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那些地方的精神和人是互相分离的，两者都日趋衰弱。”它也决不能够成为一处“占有取代存在，相互剥削取代相互帮助”的地方。
    布伯的乌托邦思想可以追溯到他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乌托邦中的道路》一书，此书考察了一些重要的乌托邦思想家。为了拯救已经“偏离”到死胡同里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破除‘乌托邦’这个时髦词儿”并且重新审视它。布伯在那个坚果（难题）里发现了什么？几乎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他发现了他所谓的“真正的友谊”。工业化的社会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都压制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他反对纯粹科技的乌托邦。“乌托邦……已经变得完全的科技化……陶醉在科技幻想曲中的乌托邦通常只能在那些无足挂齿的小说中寻找到当下的立足之处……那些……致力于描绘完美社会结构蓝图的乌托邦，则转变成了体制。”毋宁说布伯高度重视人类相互影响的分子维度。他赞成共同体或者“公社的复活”，因为人类的亲善关系可以在其间得到培育。“我有时会这样想，每一次在公寓中接触到的友好的睦邻关系”以及“每次感受到的热情伙伴关系的高涨”都意味着世界公社的“增长”。
    布伯在《乌托邦中的道路》一书中探讨了农村公社和以色列的集体农庄，他戏称这不是一个成功，而是“一次没有失败的实验”或者“一个卓越的非失败”。然而这些定居点并没有根据布伯的主张构建乌托邦公社。他们回应的“不是一种教义，而是……一种局面的需求、压力以及要求”。他们的“理想的动机仍然是散漫而且圆通的”。对于布伯而言，这种看法是一种褒扬；以色列集体农庄的居民例证了不需要蓝图的乌托邦。“他们把创造新人类和新世界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被僵化成一套凡俗的程式。这些人并没有像历史上任何别的合作居民点的居民那样，随身携带着他们的规划。”
    《乌托邦中的道路》中有一章表达了对兰道尔的敬意，布伯称赞他彻底了解乌托邦的共同基础。兰道尔的目标并非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甚至也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机构，而是进行人际关系的更新。布伯援引兰道尔的话说，这项任务就是要“松弛正在硬化的心肠，以便让那些被埋藏的东西可以浮出水面：这样一来，那些看上去已经死掉，然而却真正存活着的东西可以显现并且得见天日”。这里所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公社精神”。当兰道尔在“社会主义的农村”中看到未来的可能性时，他想要避免的是一切固定的解决方案。布伯为兰道尔解释道：“僵化威胁着一切的实现，今天那些鲜活而充满激情的东西，也许明天就结上了硬壳。”
    布伯在1900年所做的题为《新社会》的演说中曾经提到了兰道尔名为《通过隔离走向公社》（“Durch Absonderung zur Gemeinschaft”）的演讲。兰道尔的这场演讲是面对同一个团体举行的，并且发出了相似的论调。兰道尔在那场演讲中借助德国神秘主义者，呼唤建立一种“新的”生活。个体应当深入研究自身，以发现并非隔离而是真实的社会共同体。“让我们开始吧！让我们创造一种社会生活；让我们为一种新生活来建造中心；让我们从我们粗野到了无法形容的环境中解放自身……让我们‘通过隔离达到社会共同体’，也就是说：我们冒着一切的风险以求作为一个整体来生存。”
    ……

致谢
中译本序
前 言
第一章 一缕无政府主义微风
第二章 论反乌托邦思想
第三章 让世界挣脱桎梏
第四章 无法言说的渴望
结 语
译名对照表
来自良心与激情的辩辞——代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