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复杂的，需要、追求和标准都是多方面的，但活着、活下去并在合理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发展延续自己，是生命体最本能最自然的要求。文化生命同样如此。如何使得文化生命获得健康畅达的发展，在尽量吸取外来养分的同时，更好地壮大自身，在适应时代条件、现实要求的同时，使自己一以贯之的精神得到创发和张扬，尽可能多地获得生命活力，这应该是众多学人系念于心的问题。在儒家与现象学的分合之际去论证生活儒学的可能性，从道与政的关系中把握中国政治演进的规律，从对殷商时代宗教神灵谱系的梳理来考察中国宗教精神，以康德哲学来参证孔子仁学实践理性的精义，对东西方不同特质的个人主义进行比较，从金融学角度来观照儒家文化的得失，立足于艺术思潮来探讨复古以开新的文化实践，儒家与基督教就共同关切的问题展开对话、斟酌异同，直面儒学的危机去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并重建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如斯种种，反映出学人们在中西古今的张力中探察儒学生命的旧影与新踪、往鉴与前景的多向度尝试和努力。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主干的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复合结构、多维面向的生命体，在历史上承担了血缘纽带、人文教化、政治认同、终极关切等功能，在进入现代情境之后，有些功能在弱化，如家庭、家族方面，有些功能在转换，如政治认同方面，有些功能则待开发，如教育、身心安顿等。对于这样一个与民族生命紧相焊接的生命体，《原道》不愿做本质主义理解和教条式的持守，而倾向于从生命体之丰富性、复杂性和立体感上去加以体察和分析。本着因时损益的原则，主张眼光向下面对既定事实、适应现实条件，在变换的情境中去历史地、具体地把握生命体的正当要求、可用资源和回旋余地，争取生存空间和历史合理性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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